在宋代，瓷器艺术达到了巅峰，其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清新质朴如同春水明月，绿云薄冰，让人不禁对美产生无限遐想。我们既赞叹宋瓷的完美，也要探索其背后的精神世界，这是理解宋瓷精神的钥匙。
《通志》中的“制器尚象”说表明人们在制作器物时，不仅追求实用性，还有意图寄寓某种意义。《易经》中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宋代的瓷器则成功地实现了中国艺术中最高境界——道器合一，既是器，又是道。
随着偃武修文国策的实施和社会文化氛围的浸润，宋代成为一个文化教养丰富的地方，同时也推崇和发展了道教。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将日常生活中的瓷器提升为传播思想与文化的一种物质载体，从而赋予其深层次的意义。
通过对造型和设计上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宋朝在外交战败后，对内心进行反视与自省，而非向外界企盼或搜寻。这导致了理学思想及无为观念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使个体追求内心世界，从而使审美情感得以过滤并提纯至极致。他们并不追求宏大的外在物象或炽热的情感，而是在于对某些心灵情境精深透妙的观照，以及细腻品味宇宙人生。
梅瓶作为一种典型代表，其小口、细颈、圆润肩部收腹敛足，如玉立少女娇艳不轻佻含羞端庄妩媚令人神往。它讲究曲线和直线变化结合，是内荏弱态，与唐代强调张扬外向博大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一点正映射了当时社会的心理状态以及审美倾向，即从外向转为内敛，从宏大到简约，从夸张到自然朴素。
由于战争压力巨大，人们的心理压力增加，因此在瓷器制作上出现了一种收缩趋势，即尺寸尽量向内收缩，这也是老子“小国寡民”的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此外，在釉色装饰方面，他们追求自然真实鄙弃人为斧凿痕迹，以天青色最受欢迎，因为它被认为是天之本色，是“法自然”的最佳表现形式。
总结来说，宋代的人们通过创作出这样的陶艺作品来表达他们对于生命力的自身追求，以及如何通过控制空间（即大小）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这一切都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对于内部秩序和个人精神世界探索的一种特定需求，并且这些需求都是基于儒家伦理学以及老子的无为哲学理论基础上的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