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尾声，回望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发现宗教事务中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层出不穷。无论是宗教场所的修缮、拆建还是扩建，这些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并且这些问题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宗教法人地位的问题。大量的寺观教堂，尤其是道教和佛教活动场所，其法人地位一直存在模糊不清。在国家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建立科学治理体系的大背景下，这些法治落后的现象越发显著。如何提高宗教事务的法治化水平，对于综合考虑各种情况而言，宗教立法成为了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启动这项议程。
在世界上大约有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独立的宗教专门法律只有十几国，大约占5%左右，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国家则是在宪法保护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将其视为社会事务的一部分进行依法管理，而不是单独立有一部专门法律。这两类单独立有特定宗教立法国家主要包括传统天主圣职者如西班牙、墨西哥、秘鲁以及前苏联阵营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在世俗化后或是在90年代之后设立了新的宗教学说关系界定。这两种情况与我们的国情相去甚远，因此也成为中国不需要单独制定一部专门性质的人文信仰法律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能迅速制定一部关于人文信仰的事业规范，对于协调人文信仰与现代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提高整个领域的事业规律性水平将会更为明智。
人文信仰制度化旨在确保宪法规定中的公民个人信念自由权利得以实现。新中国从成立至今，一切修订过的宪章都明确指出了公民享有各自选择并实践自己精神生活方式这一基本权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差异，有些甚至错误地解读宪章条款，将其中某些内容误解为仅仅允许那些持有个人信念的人拥有表达他们思想自由，而否认其他形式的小组活动或集体祈祷。此种混淆对于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真诚交流造成了障碍；因此，在人们对于这个话题认识还相当模糊的情况下，为澄清概念，加强沟通意识而推动构建起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关于人文信仰事业规范似乎是个必须采取行动的事情。
通过实施真正针对人文学说的政策措施可以有效维护所有人的合理需求和权益。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没有特别针对此类主题的一系列规章，它们通常已经被包含进一般性的公共政策框架中，以此来保障同样属于人类文化遗产的一方居民能够获得充分参与到任何社区活动中的机会。此外，在我国，由于人口结构特征，即使在整体上的比例相对较低，但由此产生的情境反映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可能忽略这种潜在影响，因为他们很少考虑到这些因素当作基础决策时的心理状态，这导致许多直接涉及人的神学研究领域内精准信息缺失，从而无法详细描述关键价值观意涵。
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文学说管理机制，不仅能够促进目前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也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向更加专业和高效方向发展。一旦有人提出要创建这样一种系统，它就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和建议，无论是来自官方机构还是来自广泛群众的声音，都希望看到一个既可持续又能满足各种需求的地方，其中包括提供支持给每个个人寻求灵魂深度探索的手段，同时也是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