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龄将道德经中的无为之用方为大用理念运用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管理中院长赞扬了这种治学哲学

几年前,我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道象·我书法艺术》展,这次展览规模空前,名人云集,可谓是书法史上个人展的盛大之举。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和名人纷纷前来祝贺,并发表了贺词。在致辞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说:“这次的展览再一次展示了我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特别是在观赏我最新作品的机会。我是中国书坛上深受尊重的书法大家,其积累已成为书界的一份标志,与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紧密相关,因此我的近年来实践既拓宽了对书法理解,更推动了传播。”范迪安还提到,我在太庙的作品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也让公众领略到我的艺术精神。

此次展览主题为“道象”,内容包括《易经》、《道德经》的经典,但我并未用传统楷隶体,而是以艺术性为主。我选择《道德经》作为内容,是因为它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而从实用角度考虑,如果没有人们认识到的字体形式,那么这样的作品可能难以被广泛接受。如果老子当年也用同样的方式来传播他的思想,或许早就失败。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不易识别的手写字体呢?其他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中央美院院长许江认为:“他的一双红袜子,脚踏数以百计的大字,有东方古典也有西方艺术,是中西合璧。”这意味着我的手迹融合了东方古典与西方现代元素。网友们对于这种混合风格感到困惑,因为早在80年代,我就已经进行过中西交流,在美国等国家教授中国書法,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新风格。

中国書家協會主席苏士澍则指出:“王冬龄先生关注草書中的空间问题,从傳統走向創造獨辟蹊径體現其深厚文化學養開啟當代書畫創作新視角。”這意味著我的草書藝術既立足於傳統又赋予創造力,是對傳統的一種革新。

然而,不管專家們如何讚揚,有些讀者認為,“讓他自己讀一遍自己的作品”、“再重寫一遍”、“三歲小孩涂鸦之作”、“對《道德經》文化的一種綁架”。他們認為,我走得太遠,也許我們應該走得更慢,当代書画才出现了“断崖”。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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