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常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由于出家僧人和士大夫反复解释，最终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
总之，我国历史上，以某种形式吸收外来文化的一般倾向于一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一些世界性宗教如佛、基督、伊斯兰等先后传入，并且受到了礼遇。而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人在宗教上的确是一种“混血儿”。这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也反映在民族观上。我国古代长城，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界线，与西方历史相比，我国历史上两种生产方式冲突也不少，但最终并不导致分崩离析，而是在每一轮重大的冲突过后，都有一轮更高层级的人类融合。
因此，从整个历史看，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它们都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语言、习俗，但我们的共同点远远超过差异。这份凝聚力，使我们能够面对各种挑战，不断前进，即便是在近现代被侵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因为不同信仰而分裂，这也是中华文明独特之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