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亦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缅怀那些英烈，更要探索他们留下的历史印迹。在这段艰难历程中，浙江宗教界展现出了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那些曾经见证过抗战时期的寺院道观，以寻找尘封的历史画卷。
“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佛教界抗日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数宁波奉化雪窦寺的太虚大和尚和天童寺的圆瑛大和尚。”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的杨福茂教授对记者说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即发出“铣”电，呼吁国内外佛同赴国难，并提出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停止，以及在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太虚法师积极奔走呼告，为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并参加救护、宣传以及地下斗争等活动。因其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他被授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而圆瑛法师则组建僧侣救护队，在前线深入救死扶伤，是中国近代爱国高僧，也是佛门一代宗师。他与赵朴初、明旸法师等影响了中国佛教界近百年。
当日本侵略者全面爆发攻击时，圆瑛大师坚定地主张：“不能一任欺凌”，并组织掩埋队，将尸体送往郊外安葬。他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将尸体抬上车，一共掩埋1万多具。这群菩萨僧昼夜不停，在枪林弹雨中执行救济众生法事，被誉为“英勇僧侣”。
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也收容了7000余名难民，而李理山方丈继承道教优良传统，对于道家济世、匡扶正义、无私奉献精神有着深刻理解。他敞开紫来洞道院接纳难民，并冒险下山请求国际红十字会支援，这份决心让人感动。
除了这些著名人物，还有11位温州爱国道士为了国家兴亡牺牲生命，他们的事迹激励着每一个追随者。在各个地方，如宁波慈溪，有更多寺院和庙宇成为了三北游击司令部或其他重要机构，为三北区党委提供支持，为军民提供精神食粮。
这些故事展示了一些通常被忽视角色的英雄主义，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人类历史图景，让我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过去，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祖先们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