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瓷器艺术已经达到了完美之境，它们以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清新质朴的形式，如同春水明月、绿云薄冰般，激发人们对美的无限遐想。我们既赞叹于宋瓷的完美，也要探索那些隐藏于表象之下的精神世界，这是理解宋瓷精神所需钥匙。
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了“制器尚象”论，他认为人们制造器物既为了实用，又为了“有所取象”，即寄寓某种意念。《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宋代瓷器则体现了中国艺术最高境界——道器合一，即器亦为道，道亦如器。
随着立国初期推行偃武修文政策，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极富文采，而统治者大力推崇和发展了道教，使其深入人心。文化传播往往诉诸于符号，而瓷器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具，也成为传播思想与文化的物质载体。因此，我们把宋代瓷器由造物产生的一种造型提升到更高层次来认识。
在与少数民族政权频繁战争后，每战必败，接着是割地赔款和送礼求和，此时唐人的气概已荡然无存，而宋人在悲凉气氛中收回外界企盼，对内心进行反视与自省，从调息到自控，将理学思想及无为观念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以此过滤并提纯审美情感至极致，不追求宏大的外部世界，更非炽热的情感奔放或豪迈壮志，只是对某种心灵情境精深透妙的情绪辨察，对宇宙人生细腻品味及历史领悟。
修文偃武国策和不断收缩疆域，让宋人的心灵变得内向，同时也使得他们创作出温文尔雅、婉转妩媚且精致细密的事业特质，其艺术特征转向注重意态神韵和典雅平淡。梅瓶作为例子，小口、高颈、中圆肩部收腹敛足，如玉立少女娇艳不轻佻、娇答含羞端庄妩媚令人神往。这就讲究曲线与直线交错变化，与方圆结合。而梅瓶虽端庄秀美，但始终不是张扬外向博大开阔，那才像是唐代最大的弧线表现丰满效果，是唐人个性外向博大表现。而梅瓶追求内敛静若处子，则是返璞归真以及“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体现。
通过陶艺设计上的变化，人们摆脱了以物役心的心理桎梏，使得心灵得以解放净化达到浑然一体的人与宇宙状态，即达到了道家的境界。
由于强敌压迫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将装饰尽量收缩至内部空间，这正映射老子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在釉色装饰上追求自然本色的朴素自然之美，并鄙弃繁缕纹饰斧凿伪劣，最终达成了浑然天成天衣无缝状态。在汝窑哥窑官窑等工艺品釉色以天青为尚，以冰裂纹为纹理展现出一种像冰裂一样晶莹透亮又变化万千气象万千开片纹样，以及蟹爪纹等均被尊称为最高级别作品。此类开片形成是在烧制过程中的胎体釉面收缩率差异导致，可见这原本是一种缺陷但却被巧妙利用成为了独特风格。这正好展示了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们如何将残缺转化成新的价值，为何叫做“聚球攒珠”。
最后，“钧窑花盆”这一件古董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简约朴素之间奇迹般丰富多彩色泽呈现出来，就像夕阳紫翠忽成岚一样，无一点人间痕迹，是真正实现了超越世俗审美标准的一步。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们都试图去揭示人类存在背后的意义，以及如何找到生命中的平衡点。这一切，都源自那份对于永恒真理渴望，不懈探寻的心愿，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用它来塑造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