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中，彝族没有以明确的国民身份出现在国家视野，而是作为“边民”散布于川康边地。文化隔阂与意识淡薄成为彝族民众增强现代国识的主要障碍。凉山彝族末代土司岭光电在彝区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传播先进文化、争取参与、促进社会发展，让彝族民众增强现代国识。 文化上，岭光电创办边民小学，促进中华文化认同。上，岭光电积极争取彝人参政，增进认同。社会改良上，岭光电通过破除迷信、提倡医药，奖励植树、发展农业，培养匠人、扶持生产，禁毒戒酒、改革惡习，促进彝区发展进步。岭光电的思想意识与改革实践，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现实国情的把握。岭光电通过把彝族的发展进步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框架的一系列改良实践，促进了彝区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彝族土司；国识；末代土司；岭光电；凉山彝族
（彝族家庭合影 摄影：庄学本）
一、凉山彝族土司的历史叙事与身份呈现
（一）川边乱世之末代土司
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历史上称为川边、川康或西康地区。因地处横断山脉北段向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东、西、南三面被金沙江所环绕，与云南省隔江相望，形成封闭的地理单元和独立的社会生态。八年（1919 年）以后的十多年间，是凉山“夷患”最为“猖獗”的时期[1]，一直处于中央政令之外。
岭光电，彝名斯補慕理，又称兹莫慕理惹，1913 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越嶲（西）县田坝（今属甘洛县）世系土司“煖带田坝土千户” 家庭。清代凉山民间流传“四大土司”之说，即河东长官司、邛部宣抚司、沙马宣抚司、阿都长官司。同治年，河东长官司绝嗣，被邛部宣抚司吸纳后，杨家千万贯长官司补入“四大土司” 之列。尽管岭光电出身土司家庭，但其承继的斯补土司财势并不大，仅能与土司属下的土目势力相当。③岭光电六岁亡父，十三岁母亲遇害后投奔父辈好友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羊仁安时常教导他，“一个没本事的土司就一个连长来也怕，若是读了书求得本事，不说一个连长，就是我这样的司令官也不敢乱来”，在其庇护支持下，岭光电求学进取，于1933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学习。二十世纪初军阀武装割据日盛，川西南大小凉山（史称宁属）彝汉杂居区成为军阀争夺的主要战场。四川军阀借“改土归流”残害压榨彝人，军队、恶霸等横行无忌，许多内部纠纷争斗日甚。动荡、秩序混乱、生活窘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彝人难以生存。④作为土司后裔，岭光电少年时代就遭受了末代土司家道中落，日暮途穷，直至其以中央军政官员身份返乡从政后才得以重振。
（二）“初涉边务”：进入仕途
20世纪初中国内部军政混乱与外部帝国主义侵略，使处于“边疆”的川康彝区处于“治”与“乱”的边地常态。据史料记载，元年（1912年）至二十四年（1935年），四川地区军阀混战大小战争约计有“四百七十八次，平均来看，每月应该有两战”。[2]579同时国民政府不断向川康彝区进兵，盘剥与征讨并举，彝区成为西南边疆治理的现实隐患。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的策略。实施羁縻怀柔或军事进剿，但都收效甚微。羁縻政策与土司制度并行的时代，川康地区彝族社会“分治”与“相长”的空间更大了。
1936年岭光电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分派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办公厅工作。是年，重庆行营组织“边民调查团”赴凉山地区调查，岭光电被委任为少尉翻译。1937年初，宁属汉彝民团指挥羊仁安委任岭光电为彝务大队长。2月，越西县政府恢复其土司职务。此后，岭光电曾先后担任中尉团员、二十四军少校参谋、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省主席行辕文秘书、“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北段支队长、宁属边民训练所教育长、省干部训练团上校长官、腴田特别指导区区长、宁属剿匪特遣支队长、宁属屯垦委员会委员、省政府边务专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第二十七军少将副军长等职。
由此，岭光电成为一个既是行政官员，又是彝族土司的双重身份人物。以中央军政官员身份返乡从政后，开启了生涯。岭光电对川康彝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目标的实现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岭光电不属于四大土司之一，在彝族社会中缺乏足够的威望，成为其获取资源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岭光电的活动空间亦受制于边地社会长期存在的民族关系影响。1944年，岭光电在彝汉杂居区腴田施政时，遭受“返家以来在人力、财力、声誉上受到的最大损失”。[3]302-3031947年岭光电辞去“腴田特别指导区”区长职务，与罗大英、吉绍虞等彝族精英联络组成“西康省彝族参政团”赴南京，踏上了为彝人参政奋争力取之路。
岭光电从政经历的事实表明，在“中华民族”视角中，上的平等为第一位。尽管内忧外患使国民政府具有了聚合民族与国家的时代推力，但就川康边地的彝人而言，文化隔阂与意识淡薄成为了构建现代国识的主要障碍。
（三）“走向新生”：寻求出路
统治的结束，使得国民政府的“夷患”与“边务”实践成为了过往。对于时局的变化，岭光电认为“已到末日，不可救药了”，而大多数彝人“则若无其事，对大局如何，他们是不知道，也不去过问”。由于向中央政府争取彝人参政的活动受挫，岭光电认为不论你们谁斗胜，只要对我们彝人好，我们就拥护；不好，则躲到山区看大局变化再说”[4]110的想法，对国共内战采取超然和观望态度。但随着国共战争结局的日渐明朗，靠拢党、在新政权内寻求出路的想法逐渐成为岭光电等彝族精英人物的共识。
1950年3月，原凉山彝务专员毛筠如随解放军到西昌，因与岭光电熟识，解放军托其写信告之“解放军了解你，欢迎你回来共同为彝人办事”，并随函寄来“约法八章”和“民族政策”。岭光电认为“我跟这么久，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句空话外，不见具体政策”，而党刚刚执政就订了这么好的民族政策，“是比好”，[3]359于是决心投诚。有人提出投靠党有失土司气节，岭光电回答道：“时局已到如此地步，对我是好，对彝人却不见得好，我是为着彝人前途着想的”。1950年4月，岭光电宣布所部接受解放军改编，正式与合作。在成都军区档案册上，岭光电登记为起义人员，其余官兵改编。岭光电留西昌分区民族干部训练班工作，“自此，我在的领导下，开始了自己的新生”。[4]118新中国成立之后，岭光电主要从事教育和“政协”参政议政工作。
二、从“边民”成为“国民”：凉山彝族土司对彝族民众增强现代国识的历史贡献
在民族国家话语中，彝人没有以明确的国民身份出现在国家视野，而是作为“边民”散布于川康边地。岭光电在凉山彝区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传播先进文化、争取参与、促进社会发展，而让彝人具备现代国民的意识，使彝族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则是其改革实践的历史贡献所在。
（一）文化上：创办边民小学，促进中华文化认同
1937年3月，岭光电筹资创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并任校长。⑤作为当时拥有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彝族精英人物，岭光电对先进文化的传播以及彝族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构，积极推进了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
1.办学目标：开化我边民，努力在斯補
岭光电认为边民的文化教育是“以增进其知识为主，使具备国民智识”[5]309为宗旨。他的办学思想为：其一，过去彝人受到军阀是因为彝人没有知识，民族没有地位，办学可提高彝人文化知识，避免军阀欺凌；其二，认识到文化较高的民族受到更多重视和尊敬，而彝人既不为人所闻，更不受重视。通过提高彝人文化水平，达到与其他民族并驾齐驱以及上的平等地位；其三，作为彝人土司，只做到了古书中“作之君、作之师”中的作君，而未作师。因此要尽“师”之责任，通过办学来弥补祖先之所失；其四，土司与百姓深受改土归流之苦难，在恢复职位与田地之后，财富应用在树人之上，使彝人有能力抵御外侵；其五，社会环境复杂，时有争权夺位者，自主办学既清高又不招致争夺，可安心做受益于子孙后代之事业。[3]341-342这样的思想动机明确了岭光电的办学目标，最终产生了预期效果。
斯補边民小学的办学目标是“造就一批既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素质又有较高的理想和情操的有用人才”。当时的斯補边民校歌表达了这样的理想，校歌歌词为：“开化我边民，努力在斯補，明德育，尽智育，重教育，崇敬育，开化要积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要发展”。⑥办学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彝人“蛋以鸿雁蛋为贵，话以土司话为准”的传统观念，为彝人服从土司的意志与威严提供了正当性。另一方面，在受尽“改土归流”苦难之后，土司的回归为彝人重归安居乐业提供了现实性。
2.办学内容：彝汉兼通，德智体全面发展
据文献记载，当时斯補边民小学校除有课桌椅六十余套可供一百二十余名学生学习外，还配置了教学仪器二百余件，高档风琴一台，留声机、油印机各一台，测像仪一套，药品六十余种以及各类体育用具等⑥，为展开丰富的课程内容提供了基础条件。岭光电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除彝文和汉文课程之外，还开设了音乐、体育课程。彝文课用《史传》手抄本，汉文课用“开明书店本”和“商务印书馆本”。[3]344学校还开设了武术课程，由岭光电聘请外地武术教师来教授。为了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在節日、集会和祖先超度活动中，岭光电组织学生举行跳高、跳远、摔跤、赛跑、掷石或射箭活动，优胜者发给奖金。[4]122
岭光电谱写了很多彝语歌曲，如《改革歌》《阿合阿呷》《幸福的田坝》《三月寻粮》《朋友们来跳舞》⑦，词曲优美，多为鼓励改革和倡导新风尚之意。他还编排了《彝人始祖》《无穷无尽的故事》等话剧，并亲自参与编排。为增长学生的知识与见闻，1938年至1941年间，岭光电先后多次邀请四川省西康省政府以及军事委员会部的电影队来田坝区放映电影，受到彝族民众的欢迎。
3.办学成就：边疆大烟世界里的一片净土
自创办“私立斯補边民小学校”以来，岭光电每年都从毕业生或成绩优异者中挑选学生资送到成都、重庆、雅安、荥经、西昌、会理等地进入小学高年级或初中班学习，毕业后再送入高中（中专）、专科学校深造。据相关文献记载，到1952年改为公办的胜利乡民族小学为止，私立斯補边民小学历时15年，入校就读学生约三百余名，造就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者约二百余名。⑥这批彝族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凉山彝区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岭光电认为边民不重视教育，是“不曾见到教育的好处”。因此，边民教育应重质不重量，应当“专门选若干较优秀的青年人来培养”，在社会中因其具有“种种知能”而受到尊崇，“使边民认为边民每个人读书好了都可以如此，也感觉如此才光荣，使这些人成为边民之进步标准”。[5]309在岭光电的引导下，边民小学初见成效，斯補地区在短时间内成为边疆地区大烟世界的一片净土，成为“安定、温饱、勤奋、前进”的土司区。⑥办学也离不开一批思想开明的彝族头人如马焕章、刘玉成、罗清华、蒋大成等的“积极拥护，力排众议”。⑧他们或宣传沟通，或承担彝语课程，或保障后勤服务，为边民学校取得一定成就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
岭光电办学兴教之努力，正如其在组织筹建“西南彝族文化促进会”时提出的宗旨：“通过教育和文化开发提高彝族的整体素质，并通过彝族自身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6]文化认同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而文化认同的构建必定带来文化和传统上的创造性实践。在岭光电及其族人的努力下，彝族文化经历了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归属性过程，并在社会改革中开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造性实践。
（二）上：争取彝人参政，增进认同
在国民政府“五族共和”的架构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参政问题一直被中央政权搁置。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将纵深地推进川康彝区建设并利用彝人逐渐提上南京政府的议事日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岭光电等彝族精英组成的“西康省彝族参政团”活动展示了战后边疆的若干面向。
1.彝人参政资格论争
战后边疆民族的参政问题引起川康民族人士关注。“边民参政”的讨论热点指向了对彝人更具意义的参政问题。就彝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界别参与问题，川康精英们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社会辩论。西昌行辕部干部贺理阳认为彝人作为“边民”不应具备参加选举的资格。除此之外，他还罗列了彝人参政的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分析上述难题后，贺理阳明确表示，在边体尚不明确的现状下，彝人参政实属不易。贺理阳的态度代表了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即不主张采用“民族”代表制，而是按照行政区划分配资源。丁珍亭、刘龄九等人表示，随着抗战之后“民族”“”观念得到推广普及，“五族”之外的“民族”问题应得到南京中央重新审视。
彝人参政问题并未因论战获得解决，参与各方也无法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但岭光电等彝族精英致力于将彝人合法化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民族”，以此作为彝人参政的依据。
2.彝人参政争取支持
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西南民族代表活动，战后彝人参政问题呈现了边疆的复杂性。随着知识界关于西南民族研究的发展以及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会对少数民族的各种诉求多持同情论调。因具备了相应的时代条件，彝人参政的活动不仅诉诸边省军政的支持，还充分利用了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力量。
随着国民政府“制宪”与“行宪”的迫近，彝人参政问题逐渐从纸上的论争转为更为具体的政争。1946年初，协商会议决定召开制宪国大。在岭光电等人的组织策划下，西康宁属盐源、盐边、越嶲土司诸葛绍武、吉绍虞、岭邦正联名云南土司龙继伟、海升廷、龙云高等16人上书西康省政府所属宁属屯委会，要求在国大及各级立法机构中给予彝人代表席位，以便政府了解彝区情况，彝人负国家责任义务，增加国力。1947年，由岭光电等人组成的“西康省彝族参政团”一行首先到成都进行宣传。岭光电给当地新闻界发送了一份长篇油印文件，称“彝人仅在康省境内即有一百五十万人”，是仅次于汉、回、满的国内之第四大族，最少应获得5个国大代表、3个立法委员和2个监察委员的名额。在此期间，岭光电前往成都各大学演讲，争取知识界对彝人参政的支持。在马长寿、卫惠林、徐益棠、马学良、庄学本等人类学家的支持下，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边疆通讯》杂志推出了“凉山夷区建设特辑”专刊[4]103，从学理角度充分论述了彝人参政权的必要性。长期研究川康史地的人类学家任乃強撰文支持，声称：“今国家即将行宪，而制立法律，行使法律，与监察行使之人，皆无倮胞及通晓倮俗之人参与；则干扰习俗，违反习俗之措施必不能免，民族隔阂，势必与日俱深，甚非民族平等与中枢优待边民之本意”。[7]丁珍亭作为支持边民参政的代表，也在同期发文强调彝人参政的意义。他认为，彝人所面临的问题只是中国的一个环节，国内不该是国大以表决的方式来解决。在道义上，汉族兄弟有尊重各民族意愿的义务，同时各民族也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岭光电在南京时，也极力突出彝区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表明彝人有能力参与国家，以此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彝人的是合理的，参与和建设彝区是彝人的权利，也是彝人的义务，期望民族爱国的举动能得到了解与支持。在民族国家秩序中，岭光电关于彝人参政的活动，只是话语权的争取和民族权益的维护，但被国民政府赋予对抗主流、危及政权稳定的意涵，导致这些呼吁均无果而终。
3.边疆面向：无果，个人有得
不同阶段的民族政策与边疆治理，在意识导向上都是围绕着“五族”的框架展开，忽略了西南边疆民族的客观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也忽视了其基本的权益。
直到1934年国民政府才启动对西南边疆民族的调查，对西南各民族民族才有了一定的了解。1934年10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发文，称“查我西南各省，苗夷杂处，种族甚多，生活习尚，各有不同，为团结国内各种民族，为防止帝国主义者之利用，对于苗夷民族各项情况，实有深切明瞭之必要”。[8]28基于把西南边疆建设成大后方的战略需求，1948年3月国民政府成立“川康滇三省边区设计委员会”，将川康滇三省边区的20个县和4个设治局进行整合。西昌警备司令部由此也制订了“夷务治理计划”，宣称要解决彝务问题，进行边区开发。国民政府对岭光电等人的活动采取了笼络态度。尽管如此，1948年10月，国民政府对活动的批示是“以行政方式支持当选”，同时“建议川、康、滇、黔的妇女名额让与彝族”，这些回复只当是一纸空文。团成员吉绍虞、付正达等人被定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岭光电为立法委员候选人，“算是无成，个人有得”。[4]104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彝人参政议题的处理态度，认为不但此类活动事关中央与边省博弈的敏感态势，而且担心引发“国内各省区原无问题之少数民族”以类似方式索取权益，导致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9]尽管彝人参政的活动看似平稳落幕，但对岭光电等川康彝族人物的核心诉求，国民政府却依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直接的回应。
参与是民族国家“边民”成为“国民”的必要途径，对构建中华民族认同至关重要。国民政府对“五族”之外少数民族权益的忽视，导致西南边疆的分散性和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从而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三）社会改良上：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1.破除迷信，提倡医药
彝人信仰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认为祸福病疾都是鬼神作祟。仪式治疗是传统的祛病消灾方式。针对彝人鬼神信仰现象，岭光电积极宣传医药知识，推行药物治疗。自1937年起，岭光电开始使用药品为彝人救济治病，并派部分学生到内地学习专业医药知识。1942年，斯補边民小学设立医疗室为学生及附近彝人治病。由于在治疗疟疾、梅毒、外伤、浓疮等疾病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医药知识的普及，增加了彝人对先进文化的认同。从岭光电积极筹备设立斯補医院来看，他把彝族教育和医药作为他一生的奋斗任务。[3]341-342
在鬼神盛行且缺医少药的年代，疾病的肆虐和彝人的鬼神信仰让岭光电感到痛惜遗憾。对此，岭光电一方面在尊重传统信仰的基础上自编“理论”，劝导彝人传统的念经、诅咒以及祭送鬼神等仪式方法是有一定成效，但并不是时时有效，处处显灵。他提出随着时代的变迁，鬼怪的种类和情况日益复杂，只有药物才能有效驱鬼治病。另一方面，他采用“神药两解法”，即把神职人员毕摩、苏尼集中起来统一发放药物，要求他们在举行送鬼祛灾仪式时，先给病人吃药，再念经诅咒。[4]123-125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岭光电关于鬼神作祟本土性知识的再创造以及治病救人的深切人文关怀，对当时的彝族民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与影响力。
2.奖励植树，发展农业
岭光电所受的现代教育使其秉持“农业为立国之本”理念。传统彝区农业技术落后，土地价值低，农耕收入少。针对此情，岭光电实行封山育林、保持水土、增加耕地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积极鼓励彝人种树，提出“一道坎子一棵树”的口号，规定“凡栽活60株者，奖一套卡机棉布衣，50株者得3斗粮，40株得2斗，30株得1斗”。同时，岭光电大力提倡种植经济林木以发展经济收入，“带头种桐树，接梨树，栽果树”。正值封山育林、栽植树木初见成效时，彝人的热情被“种了桐树，到桐树开花结果时，桐树鬼要来找人死”的民间信仰击退了。岭光电身体力行，耐心疏导，排除顾虑，“不到几年，我们的村子附近桐树成林，直到现在，彝民们还在收益”。[4]125-126
人顾彼得在西康省旅行时如此描述岭光电所辖的土司彝区：“整个田坝镇散布着树丛，周围是森林茂密的山岗”，乡村被灌溉的渠道分割成“几何形状和五彩缤纷的田地”，草地上的牲畜“皮毛光滑”，“以当地的标准来看，这里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和繁荣都已登峰造极，令人惊叹不已”。[10]103文中所描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逝，在今甘洛县田坝地区民族关系和谐，生态环境良好，农业耕作发达，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其他彝区更高。
3.培养匠人，扶持生产
要解决彝人生产方式和生产技能落后的问题，岭光电认为奖励匠人及扶持生产工作是重点。 彝族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土木工匠仅能筑墙，至砖瓦、陶器、全不能做，木工仅能作简单之鞍弓，至建筑房屋而制造用具，只能依靠外地工匠全赖外人。[11]77岭光电认为这是导致彝人贫穷的原因之一。为了提高彝人的生产能力，岭光电采取了鼓励匠人的措施：其一，提供優厚报酬。给土、木、纺织、餐具匠人购置了新式工具，使其精进工艺；其二，提高匠人社会地位。给与匠人与头人同等的待遇，坐上位吃饭，颁发银质奖章，减少劳役；其三，鼓励彝族青年学习技艺，养成尊重工匠、优待工匠的社会风尚。[4]128
尽管很多措施未能有效实施，但岭光电相信此类改革对“夷汉间、或政府与边民间，必生密切关系，此不仅融洽民族感情，即行政上亦必获莫大助也”。[5]80岭光电的社会改革由此实现了民族的发展进步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及国家的治边安邦的内在统一。
4.禁毒忌酒，改革恶习
岭光电认为彝人要进步，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要改变文化知识落后的状态；二是要改革阻碍社会进步的恶习。吸食鸦片与酗酒是当时影响彝区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为保护彝人不受烟酒摧残，岭光电召集头人会议进行强制戒毒和酗酒管理。到1940年以后，田坝岭光电土司管辖内基本没有吸鸦片者，全所内彝人身体健身，精神饱满。[4]129岭光电还实行了其他社会风尚改良措施，如废勒索、免招待、降低彩礼标准等，以减少彝人的经济负担和社会性消费。针对彝区娶妻身价昂贵，许多贫穷青年成家难的情况，岭光电规定娶妻身价数额为一条牛和10两白银，要求所内彝民必须遵守。[4]130纵观当今凉山彝族地区宴请盛行以及聘金上涨，岭光电的社会改良体现出历史的可贵之处。
战乱困苦与时代推力叠加在一起，成为岭光电推动民族进步以及融入民族国家建设的合力。岭光电认为，“经营边区，在数千年来所用方法，都是军事征服或羁縻，其目的不过惩制威服，或相安无事。 所得结果，在解决经营者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在解决边区或边民问题。所以到数千年后的今日，边区仍有数千万的人民，不充分具备中华现代国民的资格”，进而指出政府边疆治理的方向应该是，使“边民知为中国国民，知为中华祖国尽义务；堪为中国国民，堪为祖国尽义务努力”。[11]38-40岭光电推行的社会改革是历代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本土性实践，也是其土司权力重新构建国家认同的操演，这些理念和措施给与了彝人思考和反身性验证其主体意义的历史机遇。对彝族民众而言，他们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对本民族的体认，还体现在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忠诚，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意识的觉醒。
三、从“自在”走向“自觉”：彝族土司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意义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转型中，岭光电的思想意识与改革实践，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现实国情的把握。他把彝族的发展进步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框架的历史实践，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关键所在。
（一）民族自在状态的体认：国家意识的培养
国家架构以及彝区社会组织对土司的影响，决定了岭光电在族外交往与族内治理中必然具有双重身份特征。这使得作为彝族精英的岭光电，对民族自在的思考具有浓重的历史眼光和现实立场。
作为末代土司，岭光电自幼目睹了彝人贫穷困苦、教育落后、受尽欺压。在外求学期间，岭光电感到“我时常被一种屈辱感折磨着，一种渴望自己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时时冲击着我的心灵”。④ 岭光电在“川康夷区计划书”中总结了边务实践的经验，认为彝族社会的封闭性造成“国家教化所不及，不知政府与国家，一切行动以民族本身利益为前提”，但“边区人民不能深沾国家政策教化，与全国经济无固定关系”才是阻碍彝人进步的重要原因。④在这样的认知思考之下，岭光电积极推进彝区的现代化改革以启发民族的发展进步。
作为民族精英，岭光电一方面通过融入主流社会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利用民族身份在主流社会为彝人争取权益。早在南京中央军校就读期间，岭光电积极参与西南彝苗运动，且因其“族别与出身”为南京政府知悉，获得了拔擢与重用。[4]77-78在国民政府体制内具有一定地位之后，岭光电致力于寻求中央政府对于彝人参政权的承认。“所谓承认的，自然是一个群体的独特性应该被认可，兹事体大，关乎尊严”。[12]61岭光电因其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较为广泛的社会接触，意识到只有个人的尊严建立起来，群体的尊严才有意义。 对个人如此，对整体亦然。所以在川康宁属彝人尚处沉睡之际，岭光电就有了历史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并不是寻求独立与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其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被认可，其社会发展的个体性被尊重，进而在国家舞台上获得基本的话语权，最终成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员。
（二）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尽义务
就川康宁属彝人的发展抱负，岭光电曾谈到：“一曰开化夷民，二曰改善夷民经济状况，三曰拟训练夷兵十万，供中华对外作战之用”。[13]99-103这种将民族进步与国家建设相统一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是彝人从“边民”成为“国民”转变推动的结果。
在边疆危机与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不知国家为何物”体现的是“边民”与“国民”的背离，这既不利于民族的建设。更不利于国家的建设，民族建设是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所在。相比于国家建设，民族建设（通常译为“民族建构”）是创建民族认同，让人们对之忠心耿耿，以取代对部落、村庄、地区和种族的效忠。[14]174就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实现路径的探索，岭光电认为：“以如此人口，如此地区，兼具有忍苦耐劳之德行，其在西南国防上，所占重要性何待述说。尤其以多未开化，若未琢之玉，其所蓄生命力之伟大，实人人所认识。吾人对之除望其在国难期中尽其力能，以赴抗建之工作外，对将来之复兴，尤有厚望也。[11]63这种理想期待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权利的争取，以及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价值追求。
尽管阻力重重，岭光电依旧意识到“夷胞”在国难期中应有的认识和表现：（1）停止内争，团结图存；（2）自求进化发达；（3）服从政令安定边务；（4）服兵工役以尽国民义务。[5]70-71他的叙述不仅带有鲜明的家国情怀，也体现了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意义。
四、结语
无论是边政学、民族政策史还是边疆经略史，土司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正是这样一批彝族精英通过自身的主动示范以及积极改革来推动彝族地区融入中国社会的时代巨变，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梳理了彝族土司岭光电对彝族地区、文化以及社会进行重构的历史实践，分析了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贡献： 即让西南边疆地区的彝族从“边民”成为“国民”的社会改革与民族国家建构接轨，推动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进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是由各个民族融汇凝聚形成的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彝族土司岭光电通过积极探索，在“中央”与“边疆”、“中心”与“边缘”的交流互动中产生了一种融入性的认同意识，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遗产和遗产。当今，如何让各族人民充分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岭光电的一系列革新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一些丰富的本土化历史经验和思维向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政府和社会应当加强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才能构建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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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金发，郑秀丽.论清末民初的凉山彝汉族群关系—以土司视角为例[J].毕节学院学报，2014，32（01）；陈啓喆.彝族土司与精英：凉山地区民族交流的先行者[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1，41（06）；李桥.末代彝族土司岭光电的民族发展观及其实践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8；曲木威古.彝族土司岭光电现代教育实践研究[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39（05）；吉木哈学，陈勇.彝族传统文化对彝区社会治理的影响研究—以彝族土司岭光电在彝区的社会治理历程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8（07）。
②关昉.从报刊资料看彝族土司岭光电两次赴南京事迹—以四川、南京报刊为核心[J].民族史研究，2013（01）；娄贵品.1936-1937年西南夷苗代表在南京的活动及其意义[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1（02）；娄贵品.民族平等与国族整合：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夷苗代表活动述论[J].学术探索，2016（04）；赵峥.川康彝族人物与国民政府的合离：以战后彝族参政问题为中心[J].史林，2017（02）；赵峥.国家动员、民族话语与边疆治理：战时西康宁属彝区的社会变迁[J].抗日战争研究，2017（02）；蒋正虎.20世纪30年底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与近代国家建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刘翀.时代川康“夷”人精英的承认诉求研究—以岭光电的实践为例[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3（02）。
③当地民众称岭光电为“上土司”。原甘洛田坝、苏雄两个地区分属于斯補土司（ 汉族称“上土司”） 岭光电和宣地土司（ 汉族称“下土司”）岭邦正管辖。下土司岭邦家正官价大、地盘大、势力也大。上土司岭光电家只管辖田坝镇胜利乡一带，实力相对薄弱得多。
④岭光电著.川康往事[Ｚ].尔布什哈整理，未刊本，凉山州社会科合会，２０１５：１－３５、１９８、２１９.
⑤斯補边民小学于1952年正式移交给政府。学校现改名为甘洛县胜利乡中心小学校，位于甘洛县胜利乡胜利村胜利组（ 岭光电原土司衙门所在地），地处甘洛县城北，田坝河东北岸，距甘洛縣17公里。学校于2017年9月实行农村寄宿制办学，主要接收甘洛县田坝镇新茶乡、两河乡、沙岱乡适龄儿童学生寄宿就读。学校现有10个教学班级，学生总数433名，其中少数民族389名，占学生总数的９０.０５％。学校配备专任在编教师２６名。数据由胜利乡中心校提供。
⑥罗德华，马金辉，阿扎.木基慕日等.庆祝私立斯補边民小学校建校六十周年[Ｚ].未刊本（原私立斯補边民小学全体校友编辑），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５日：１２、１３－１５、２５。
⑦岭光电创作的歌曲遗存十二首，由刘世才回忆，阿扎木乃整理成册，现存于甘洛县胜利乡中心小学校校史展览馆。
⑧岭光电手稿“ 蒋大成为人” 复印件，１９８８年５月５日。笔者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２日至２４日在甘洛县进行田野调查时蒋大成三子木呷赠与，原稿藏于凉山彝族奴隶博物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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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族学刊》2023年6期；文稿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