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岁月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正值其胜利之年。八年的艰辛历程中，我国各族人民以生命换来了自由与和平，而浙江宗教界则是这场伟大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宝贵的力量。
近日，本报记者追踪往昔，缅怀英烈，走进那些留有抗战印迹的寺院道观，将尘封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佛教界抗日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数宁波奉化雪窦寺的太虚大和尚和天童寺的圆瑛大和尚。”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的杨福茂教授告诉记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即由庐山发出“铣”电，呼吁国内外佛同赴国难。他说：“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电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以及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太虚法师为抗日救国家奔走呼告，不仅组织了“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与救护宣传至地下斗争，还因其积极参加活动，被授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圆瑛法师则组建僧侣救护队，在前线深入，用自己的双手为受伤士兵抢生魂，为被迫害难民送去温暖。在上海沦陷后的废墟间，他组织掩埋队，用菩萨的大无畏精神，将死者的遗体安葬，并自任总队长，他亲率队员，每天用4辆汽车将尸体抬上车，一具一具地送到郊外掩埋，最终共计掩埋1万多具尸体。在那个年代，只有这一杆“佛”字旗最生色，最动人，最受人欢迎。
除了宁波慈溪还有金仙寺、三北游击司令部；海鹤庵，是交通站；五磊寺成为武装重要驻地；洞山寺是秘密印刷点；吉祥寺则是修械所，这些都是对敌人的直接挑战，对抵御侵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李理山道长，则利用道德信仰，与国际红十字会合作，为当地百姓提供援助，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这一切，都成为了浙江宗教界坚守不渝、为民族独立而生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