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冒襄《赠柳敬亭》明末清初的说书家柳敬亭，书艺高超，他“继来人之余绪，开后代之先河”，“至今说书人都尊他为祖师”（陈灵犀《弦边双楫》）。而且他为人侠义，在当时的斗争中同情复社士子，还想利用宁南侯左良玉对他的信任在南明王朝内部做些团结工作，因而得到不少文人的嘉许。黄宗羲、吴伟业、钱谦益都为柳敬亭作过传，更多的人或以诗文相赠，或在诗文中记载了柳敬亭的其人其事，冒襄《赠柳敬亭》诗即为其中的一首。虽然柳敬亭晚年依旧和大多数艺人同样潦倒江湖，不知所终；但有关他的文字资料却比任何一个曲艺艺人都要多。尤其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把他作为颂扬的形象写人《桃花扇》后，柳敬亭更将以一个正直艺人的艺术典型而长存于世。

说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说书当然要研究说书语言；然而柳敬亭到底是用什么语言说书的？却是一个难以定论的有趣问题。柳敬亭生于苏北泰州，在泰州长到十五岁，本人无疑操泰州方言；流落在安徽盱眙开始说书，盯眙方言和泰州方言近似。在南京演出时听众很普遍，“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张岱《陶庵梦忆》）。左良玉在武昌卧病时命柳敬亭每夕于病榻前“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钱曾《注钱谦益诗》）；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柳敬亭又曾为苏松提督马进宝招致署中说了一段时间的书（褚人获《坚瓠秘集》）；马进宝是山西愿州人。公元1662年后，柳敬亭曾在北京、天津一带活动，座上听客自不乏北方人，都对其书艺表示欣赏。安徽、山东、山西、河北等省的语言和南京话、苏北话同属官话语系。据此推断，柳敬亭以苏北方言为主，兼以苏北官话说书的可能性比较大，当归今日之扬州说书系统。但从另外一些材料看，却又似乎是属于吴语语系的苏州说书系统。柳的老师是松江人莫后光，柳学艺结束后“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长期在苏州一带演出；左良玉死，他又“复来吴中”（吴伟业《柳敬亭传》），“上街头理其故业”（黄宗羲《柳敬亭传》）。又曾到常熟献艺（周容《春酒堂文集》），去绍兴表演（朱一是《梅里诗辑》）；这两处地方扬州说书是根本不通行的。清人袁学澜《续姑苏竹枝词》更把柳敬亭说书和《纳书楹曲谱》、十番锣鼓同列为苏州特色文化。近人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说到辛亥时在他家杂书中发现“柳下说书八本”，阅读之后“乃笑曰：苏州说书者，如得柳麻子秘传，必居为奇货也”。不言“扬州说书者”，似乎他是从脚本中看到了和苏州说书的明显关系。

柳敬亭说书是只说不唱，且是有说有唱？又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褚人获《坚瓠秘集》说“柳敬亭以说平话擅名”，王士祯《分甘余话》也写他“踞右席说评话”。阎尔梅等人听柳敬亭说书后称其为“说史”、“小说”、“稗官家言”、“谐谈”等，也多为评话的意思。钱谦益、张岱都描写过柳敬亭说书时的宏大气派，书目又是《隋唐》、《水浒》、《三国》、《岳传》等，亦似为评话，以评话之概念度之，自为只说不唱。但黄宗羲《柳敬亭传》说他在南明灭亡后，“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又是以“檀板”为乐器，似应有唱。朱一是记柳敬亭表演的诗曰：“突兀一声裂云霄，明珠万斛错落摇，似断忽续势缥缈，才歌转泣气萧条”，亦似对歌唱的描写。余怀则干脆称“柳敬亭以谭词”（《板桥杂记》）。王汝玉《读板桥杂记咏其事》更曰“尽识弹词柳敬亭”。曲艺史家周良认为余怀“可能是据《桃花扇》的说法”，而“《桃花扇》本身是戏曲”，“不能据此为准”。（《苏州评弹旧闻钞》按语）这里牵涉到《桃花扇》中对柳敬亭说书的描写是否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问题。说书史家陈汝衡认为“那只不过是剧作家的想象之谈”，“是孔尚任杜撰的”。（《大说书家柳敬亭》）诚然，孔尚任要将柳敬亭人戏，自要将他戏曲化一番，如《余韵》一出中柳敬亭以盲女弹词调唱一曲《秣陵秋》，就不会确有其事。可是孔尚任曾在和柳敬亭相熟的冒襄等人处收集过创作材料，不可能对其说书之状一无所知而全靠“想象”。如剧中持鼓板说书一节，于戏实无杜撰之必要；因为不持鼓板、不唱，戏也照样发展。且剧中“寸板儿软手频摇”句，和黄宗羲“檀板之声无色”句也可队互为印证。故而陈灵犀认为“前人记载，决非虚传”，柳敬亭“的确经常在书坛上唱”，“不过他的唱并不就如现在的弹词，抱着琵琶、弦唱”。（《弦边双楫》）他和周良、陈汝衡等的观点是不同的。

（缪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