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往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的争论中,经过出家僧人和信佛士大夫的反复解释,终于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佛教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总之,我国历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其他宗教学说,使得民族文化交流呈现出吸附型特征,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这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华民族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所展现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我国古代长城,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界线上的见证,也体现了当时两种生产方式之间既有冲突又有互补的一面。而最终,这种吸附型的人类文明交流模式,不仅促进了各个地区间物质文明层面的交流,而且还促进了思想文化层面的融合,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一个整体。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今天看待历史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以及它对于其他国家和人民友好的态度,这些都源自于我们的深厚根基——尊重、理解和尊崇不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