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杨庆堃在其专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曾经提出：“对中国宗教及其功能和结构的研究，存在着资料缺乏的问题，这种困难始终是一个障碍，令中国学者对研究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角色望而生畏。一个相对尚未被发掘的资料，是大量存在的地方志。”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已经出版的一些省市的宗教史的论著，虽然都多少涉及和运用了当地的地方志文献资料，但总体而言，在宗教史研究中对地方志中的佛道教文献资料的运用还非常不足。 “国有史，地有志”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地官》又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东汉郑玄《周礼注》：“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 这启示我们，在对中国佛道教中的寺观进行研究的时候，应当注重地方志文献。历史上佛教和道教的任何人物、思想、教派和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可能离开具体的宗教道场——寺观而孤立地存在。《康熙新会县志》卷之九有载：“僧道之有寺观，犹士之有学，工之有肆也。□寺以山传，人以寺著，不如是山林寂寞矣。”然而，就已有的佛教各种《大藏经》和“正史”文献来看，除了数量有限的若干重要道场的寺观志和山志之外，与绝大多数历史人物、思想、教派和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主要道场都没有具体的专门记载。而在全国各地历代所编纂的地方志文献当中，对一些主要道场的具体的历史记载却比比皆是。 不过，地方志史料中的寺观资料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有助于对一个个孤立的寺观展开研究，而且有助于对同一个地区或同一个相关联的地区的寺观之佛教史或道教史的研究。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对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教派或道派的兴衰、传承和影响的演变研究之中。以美国学者韩明士（Robert Hymes）对宋代道教天心派的兴起及其传播的研究为例，韩明士虽然是以江西华盖山为中心探讨天心派的兴起与传播，但是他所涉及的华盖山之道教传播，显然已“跨郡越县”，扩散到华盖山以外的许多其他地区。如作者所说，《道藏》中的“天心派文献将所有地点当作可以互换的抽象物……它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地方教派，也不和某地方维持特殊关系”。源于华盖山的天心派终究从江西的抚州传向南北各地，“从它的老家传向了远方。这是一个扩散性的教派”，而天心派的法师道元妙宗、邓有功、赵子举等也都分别在邓州、洪州、江州、扬州、严州、舒州、开封（东京）等地的道观中呆过并行法。因此，要了解天心派，不仅要考察抚州的道教史，还要考察相关联的以上诸州的道教史。可是，由于这不是道教史所能够完成的工作，其所涉及的许多道观不可能有专门的史书，而只能寻求历史上其所在地方的方志文献。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引用了清代《抚州府志》、《崇仁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临川县志》、《吉安县志》等诸多地方志文献。 当然，研究天心派的兴起与传播，仅有以上这些志书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上述的抚州、邓州、洪州、江州、扬州、严州、舒州、开封等地的历史方志已经大量存在，且不仅仅局限于清代的一些方志。幸好韩明士研究的重心并不在于探讨天心派的传播史问题，而是研究宋以后道教与民间信仰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即使如此，如果他的研究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地方志文献，也许会充实和合理得多。地方志中的寺观文献，对于研究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以苏州“玄妙观”为例，史载该道场于西晋咸宁二年创建（时名“真庆道院”），《吴郡图经续记》又谓“唐置,为开元宫”，我们从清乾隆年间的《杭州府志》对该道场的兴盛变迁的碑记可以看出，自唐开元至元朝虞集时为止，它经历了五次毁坏和五次重建。被毁固然多因祝融之火，而祝融作乱，实为社会变更之所致。每次重修或重建，或公或私，多因皇帝、王臣和官绅之所赐。可见，开元宫之兴废变迁，倚重甚至取决于势力的变更。借助其他地方志文献，我们亦可看出，寺观的兴建虽然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兴盛，但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佛寺道观的复兴。就此而言，佛寺道观的兴衰，几乎可以看作是地方社会兴衰的一个晴雨表。 借助于地方志文献，我们可以在以寺观为中心的佛教史和道教史研究中，使原来以人物、思想的时间史、线性史的研究扩展为以道场为中心的时空立体史研究，这将大大拓展中国佛道教研究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