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核心要素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出于宗教情感、利益纠纷，或多或少都会相互排斥。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往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经过出家僧人和士大夫反复解释，最终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
总之，我国古代作为一个拥有众多神灵和崇尚多元文化交流模式国家，一般倾向于一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从佛教学到伊斯兰教学再到基督学，这三大世界性宗 教先后传入，并且均受到了礼遇。而这些来自中亚地区如祆、摩尼等民族宗 教也曾经一度流传，使得我国成为一个诸民族自愿归附的大文化中心。
这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也反映在民族观上。中原统治者希望通过礼乐文明转化周边少数民族，即推广华夏文明，以此方式将周边落后的族群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这一过程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一种依靠边陲四夷自觉接受中央文明的一种过程。孔子提出了以修身德为基础，以远近亲疏为限定的和平同化政策，即著名的话语：“修文德以来之”。这一理念体现了儒家的吸引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融合不同文化背景下各个部分共同发展成长的心理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我国古代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都被赋予了深刻意义，它们表达的是一种尊重和包容，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群体，还能够包含更多更广泛的情感与思想。在这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智慧，让我们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理解到无私奉献，是实现真正社会公正与谐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从个人行动开始，将这个价值观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实际行动去践行这个理念，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福祉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