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常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由于出家僧人和士大夫反复解释，最终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
总之，我国历史上，以无为之治为主导的一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如佛教、伊斯兰等三大世界性宗教先后传入，并且被视为一种特殊现象，即中华民族自愿接受其他文化，从而实现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一种独特融合。
这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不仅体现在宗教学说上，还体现在民族观念上。我国古代长城，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界线上的标志，而这两种生产方式间冲突频发，但并不导致根本性的分裂或冲突，而是在每轮重大的冲突之后，都有一轮更高层级的人类融合。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历史上的边疆地区经常有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或者成为中央政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这种无为之治也体现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无论身处何方，我都能保持内心平静，不受外界干扰，这是我个人的无为之治哲学，也是我处理各种问题时所采用的策略。在面对现代社会快速变化和各种挑战时，我会依靠这个哲学去应对，让自己保持内心宁静，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