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的核心在于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而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往往因宗教情感、利益纠纷而产生排斥。我国古代宗教中拥有众多神灵，统治者虽对外来宗教宽容，但这种宽容须不触犯传统“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佛教初传时遭受“不忠”、“不孝”指责，因其禁止在家祭祀祖先或官场祭孔，被清朝政府禁绝。然而，与一神教相比，多神教的排他性较小，只要基本信仰不冲突，便能并行，不直接冲突，即可寻求和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僧人与士大夫反复解释后，使统治者相信佛为“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特殊作用，因此获得合法地位。多神信仰国家倾向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历史上，我国接受了佛、伊斯兰等三大世界性宗教，并且接纳了如祆、摩尼犹太等中亚地区民族宗 教，这些都得到了礼遇。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在宗教上是“混血儿”。这种影响下的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也体现在民族观念上。我国统治者希望将周边少数民族化华夏，将先进礼乐文明传播给落后的少数民族，但这不是强制输出，而是依靠边疆四夷自愿归心。这体现出一种文化“盆地”现象。我国古代长城，是农耕与游牧交界线，与西方历史相比，我国两种生产方式冲突也不少。但是，物质利益争夺才是根本原因。而每轮重大的冲突过后，都有一轮更高层次的融合发生。
这种吸附型模式使北方游牧部族常侵入中原，有时候还会驻扎建立地方王朝甚至中央王朝，可以说，我国扩张和人口增加不是征服结果，而是文化吸引所致。各民族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当尖锐时可能导致战争，但从整体看，短暂冲突下和平融合才常态，因为共同点远超过差异。当面对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残酷侵略，无论如何中华民族没有分裂，这除了自身凝聚力外，没有因信仰离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