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常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对于佛教进行了反复解释，最终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总之，我国历史上各个民族都倾向于一种吸附型的人类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有佛教、伊斯兰等三大世界性宗教，也有如祆、摩尼等中亚地区民族宗教曾经传入，并受到了礼遇。在西方学者的眼里，我国人在宗教学上是一种“混血儿”。此现象也体现在民族观念上，我们希望周边少数民族接受华夏文明，即通过礼乐文明来改变他们。这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依靠周边少数民族自愿接纳我们文明。
孔子提出了以修德及远人的原则，这种吸附型的人类文化交流模式，使我国成为一个诸族自愿归属的地方，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盆地现象。我国古代长城，就是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交汇处，与西方历史相比，我们国家面临过两种生产方式冲突，但这些冲突并不导致分裂，而是在每次重大的冲突之后，都会有一轮更高层级融合发生。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地理范围扩张和人口增加，是由于这种文化吸引力的结果。
当然，由于利益矛盾和其他因素，当矛盾尖锐时也会发生战争和冲突。但从整个历史看，这些短暂局部的是非曲直，其实质所表现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规律——人类之间存在共同点，大于差异，所以即便面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这除了自身凝聚力之外，没有因信仰因素造成离心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