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的核心要素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这种信仰使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出于宗教情感、利益纠纷，或多或少都会相互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初传中国时，就遭到了“不忠”、“不孝”的指责，因为它禁止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和在官场祭祀孔子，因此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
然而，与一神教相比，多神教通常具有较小的排他性，只要基本信仰没有直接冲突，就可以采取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激烈争论后，通过僧人的解释，最终使统治者接受了佛教作为一种特殊作用的一部分，从而获得合法地位。
我国历史上，不仅如此，我们还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国家独特的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们更倾向于兼收并蓄，而不是强制输出自己的文化。这也反映在我们的民族观念上，即我们希望周边民族自愿归属华夏文明，并将我们的礼乐文明传播给他们。
孔子提出的以“修文德以来之”为核心的民族和平同化政策，也体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鼓励人们通过修养和教育来实现社会和谐与民族融合，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一个诸多民族自愿归属的地方。我国古代长城，就是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交汇处，但这并不导致根本性的冲突，而是在冲突之后往往会产生新的融合形式。
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的地理扩张和人口增加，是由这种文化吸引所带来的，而非单纯军事征服。而即便面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各族人民依然保持了一致，没有因为信仰差异而分裂。这说明中华民族自身拥有的凝聚力，以及缺乏因信仰原因造成离心力的重要性，都为我们抵御外部压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