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宗教制度时，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质与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形式理性相似。这种制度与价值理性的紧密关系，对于宗教功能的最大发挥至关重要，甚至影响到社会结构中的佛耶对话。
中国的佛教与教会，它们在制度形态上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这些差异最终体现在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发挥上。佛教以丛林制度为基础，由寺庙、法师、信众三者构成，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出现了教团化，但个人修行和精神觉悟仍是核心。
另一方面，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型宗教，以生活组织、团契形式为主体，并强调个人的精神互动，与世俗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它通过建立超越世界的制度和组织特征来表达其价值观念。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每个宗教体系都有自己的社会理念，它们依托于特定的机构体系来组织这一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宗派之间存在着普遍伦理认同、社群信仰方式以及形式理性与价值伦理比较等几个层面上的交流。
这里所说的“系统”，即指的是一套关于行为模式和规范的一系列抽象规则，它体现在组织结构中，并且包含了意义赋予、支配力量、合法化以及促进社会结构转变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系统”控制着个人行动，同时也是构建个人行动及集体行动之间交往媒介的工具。
任何一个宗教学派，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都需要这个过滤器，使得隶属于该体系的人或信仰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博弈均衡状态或共同信念，从而使得该体系本身被建构成为一种共同信念及价值预期的一种结果。这意味着围绕人神关系及其背后的绝对与相对，以及整体与局部等概念，每个宗教学派都会将其内在逻辑进行展示并实现自我传递。
因此，在考虑每个宗教学派如何处理人神关系时，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有一套独立于其他权力机制之外的情感需求满足方式，这种需求是人类基本人性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将这些情感需求视为“人类基本情感”，并认为这对于理解不同文化间的人类共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即便如此，不同文化间的人类共通性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轻易地接受或理解某一特定文化的情感需求。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情况下，即便人们意识到了自己拥有的共同语言，他们仍然无法有效地沟通？答案可能在于他们各自的情感需求如何被满足，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分享自己的情感经验给他人听。此外，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我们试图跨越文化边界时，是不是应该寻找一种更普遍的心灵连接？
总结来说，就像杨庆堃提出的那样，“制度宗教”的概念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安排对于人们精神生活不确定性的应对方式。而这些安排又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而来的，因此很难断言哪种类型更好，也很难断言哪种类型更适合某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但无论怎样，这样的分析至少让我们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而这正是了解彼此并建立联系的一个关键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