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天地江河无不变
作者 管继平
说起南海康有为先生，儿乎无人不晓他的“戊戌变法”。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光是其头顶上的“帽子”就有很多:思想家、家、教育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等，而且每个头衔上都可加上“著名”二字。也许.作为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变法”是失败了;但作为书法家的康有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的“变法”与“求新”，应该说。都是成功的。 康有为出身为广东望族，世代为濡。在极为优裕的读书环境下，十一岁的他便已读毕“四书五经”了，加之他天资聪颖，下笔成篇.所以小小年纪就明显“异于群儿”，有“神童”之誉。然而，尽管他满腹诗书，人又聪明，但在科举路上却遭受了不小的打击:考秀才三战三北;考举人六试不售。心灰意徽的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但实在迫于家庭的压力，只得以三十六岁(一三年)的“老童生”第七次参加乡试，终于一试中举，其后方时来运转，连科及第……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正像学问是失意苦读后的收获一样，也许正是在考场上的连年失利，反让康有为没有过早地踏进仕林，廿年寒窗，从儒学到书学，从书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使得他学问日增，成了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学问家。难怪两朝帝师翁同酥听他谈过后，也发出“大才架架，胜臣百倍”之赞语。而康有为那部最著名的崇尚“碑学”的书论大作《广艺舟双揖》，即于那个时期(一八年)写成，从而也奠定了他作为一代书学大师的基础。
康有为对联书法作品
《广艺舟双揖》是晚清继包世臣《艺舟双揖》后力倡碑学的又一部书论集，书名也是据前者“扩广”而来。不过，在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曾说，包世臣论文论书，乃成《艺舟双揖》;而康著袭其名《广艺舟双揖》却只论书，未及文，故当时有人讥之应称((艺舟单榴》才对。估计康有为闻此言后也无话可说，重刻此书时果然更名为《书镜》。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其实，康有为是个极度自负而狂妄的人，而且自负狂妄得近乎有点“迂腐”，用现在的话说，是“狂”得来“不领市面”了。他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代，就以“康圣人”自居，并别号“长素’，意思是比“素王”孔夫子还略高一筹。在治学上，大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慨。百日维新时，一天在“朝房”康有为与“后党”的关键人物荣禄相遇，两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竟愤然回答说:“怎么不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狂妄得几乎没有道理，也可见他在上的极不成熟。至于后来变法失败，在老外的帮助下，亡命天涯十六年还能回来，真算是命大的了。所以他有一方印章是:“维新百口，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对他的海外生涯倒是很简略的概括。 由于狂放不羁的性格，基本也造就了康有为那种结体开张、奔放不羁的强烈书风。众所周知，康有为的书法得《石门铭》、《经石峪》最多，尤其是作榜书、对联，大气磅礴、气势淋漓构成其作品风格的主调。然而他这一书风的形成，也是他从最初的学唐宋到后来不断地向北魏“变法”而得来。和他的主张一样，在对待书法艺术上他也同样不断阐述“求变”之必要。他说:“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他还以变革的大势来譬喻朽法:“……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针对清代前、中期的以“帖学”、唐碑为楷的流弊，康有为则认为那些都是宋、明人的重钩、翻摹之本，走样失神是必然之事。他的这一观点，也是他的高足梁启超所特别强调的书论，尽管师徒俩的观点最终因不同而分道扬镰，但在书法美学上，他俩的态度倒始终如康有为的书法，说好者捧之为天，低毁者贬之于地。如白蕉就曾说:“康长素本是狂士，好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然而，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于康氏书法有一段论述尤为精辟，这里恕不赘引。他并在《清代书法概说》中又说:“康有为本人书迹，题榜大字，大气磅礴，最为绝诣……气魄从《石门铭》、《泰山金刚经》出来，真可以雄视一世。”我以为此可谓评康氏书法之的论也。
康有为对联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