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路径中，它包括了两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策略，即以解构著称的所谓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和以倡导“科学返魅”的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个语境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成了一个必须重新思考的重要课题。对于居于主流地位的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来说，解构是其根本性策略。例如，利奥塔强调指出，无论是宗教、科学还是由此而来的理性主义传统，都被视为典型的“宏大叙述”。它们不仅无法真正说明自身合理性，而且为其合理性而辩护的一切社会机制也处于不断衰落之中。这一“合理性的危机”说明，一切历史上具有主宰力量的一切“宏大叙述”，包括宗教、科学在内，都必须自觉走下现代性语境里的神坛。
仿照历史上宗教世俗化进程，即国家对任何宗教都拒绝给予资源和经济垄断权，但同时在国家边界内保护任何一种忠于其信条表达权利，在后modern时代要求实现科学自身世俗化。这样，以解构著称后的破坏性的后modernism就通过一种反世界观而克服了世界观，使得科学和宗教遭到彻底颠覆。
另一方面，以格里芬为代表的人们希望以倡导“自然返魅”的方式重建科学与宗教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postmodern science还是postmodern religion，都应当建立具有postmodern意义上的新型关系。一方面，他们要批判现有的普遍本质，并建立过程哲学；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划清界限，与虚无主义划清界限。在格里芬看来，“自然祛魅”意味着拒绝自然有任何主体性、经验或感觉，这是造成现代科技异化最根本原因，也是对postmodernity进行拒斥根本立足点。
尽管postmodernity理论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意见，但它依然提供了深入理解二者关系的一个框架。在历史上，发生过多种复杂模式，但是基本上都是美国学者巴伯所概括的大相对立、大无关、大对话，大整合四种模式。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实践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需要更多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摈弃二元思维出发，一些後Modernism者从单纯反思技术至寻求解决矛盾视域融合基础，在文化平台上寻求类似点，让科研家和神学家成为对话伙伴参与批判反思，同时尊重各自领域完整性。这涉及借鉴近代自然神论者的做法进一步实现科神整合。而要实现这样的整合，就需要超越唯物说极端以及基要说极端，对文化层面达成新的共识。“恢复上帝信仰，而保留自由、经验和理性的承诺，只有根据後Modern world view 才可能。”
总结起来，可以看出後Modernism 对科祭關係理论探讨，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它揭示了二者交互作用复杂度，以及每个活动都需融入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另一方面，其这种观点对于克服某些极端立场也是有启发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這種觀點並未從根本推進問題解决，因为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仍需寻找共识基础，而这些共识往往具有普遍意义。而且，这正是我們重新认识科祭關係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