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制度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其与价值理性的紧密关系，对宗教功能的最大发挥至关重要。社会结构中的佛教与教会，在制度形态上展现了不同的要求和特点，这些差异影响着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发挥。佛教以丛林制度为基础，以寺庙、法师、信众三位一体构建，而现代佛教改革使其制度形态趋向于更灵活的教团模式。反观基督宗教，则强调生活的组织、团契形式，以教会、圣职人员和信徒共同构建精神互动。
尽管如此，两者都致力于个人的精神修养，但基于不同的机构化需求，它们对世俗生活有着不同的组织方式。佛教学派注重个人心性的觉悟，而基督宗教学派则强调神职人员作为中介者的作用。这导致了两个体系在处理人与神之间关系时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格局。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宗教体系最终会被它自己的制度所塑造。因此，无论是形式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宗族比喻为三大层面：普遍伦理认同（即宇宙观）、社群信仰（即组织建设）以及逻辑化生活模式（即行为规范）。
任何一个宗族都会建立起一种“过滤器”，让个体行动符合集体利益，并通过这些规则来实现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与神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都需要某种秩序来维持这一平衡。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这种秩序往往表现为一种“中间逻辑”，既包括国家权力的安排，也包含了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这一点可以从杨庆堃关于“制度宗 教”的概念中看出，他把“制度”理解为国家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安排。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内陆地区接受的是来自异国他乡的两大宗族——佛学和基督学，它们各自带来了独特的人文哲学思想。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去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比如生死轮回或救赎等问题。
总结来说，不同类型的人类信念系统，其存在之所以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够提供给人们希望，让他们相信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有可能找到出口。而这些希望背后，是由人类共享的情感产生的一个共同语言，即我们所谓的情感共鸣或者道德上的联系。此情此景，便是每个信徒追求内心平静和超脱尘世烦恼的心路历程。而这样的追求，不仅限于某一具体的地域或文化，而是一种跨越时空界限的心灵探索，为所有那些渴望得到解答的人提供了一条通向安慰与理解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