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王嗣琳道长，自幼便对书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2岁时，我就辍学跟随父亲经商，但我的内心始终渴望探索更深层次的知识。22岁那年，我决心出家修行，入龙门洞道院拜师学艺，并在高德法师的指导下获得了法名。
1938年秋天，我来到了西安八仙宫，在赵理忠和高功主教的冬季讲学中学习了一段时间。期间，我负责磨米工作，同时与同修们一起研讨经典、阴阳术数以及《易经》。我还常常使用“奇门遁甲”来帮助人们解决疑惑。
1942年，我返回龙门洞继续学习全真高功秘法和斋醮仪式，并从傅高善处学到了《皇经》的诵持方法。此外，我还请教了许多老修行者和中医专家，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中医水平，尤其是在儿科和针灸方面表现突出。我也因此赢得了周边乡村居民的尊敬。
1950年后，由于政策原因，我隐居楼观，不再参与世俗事务。我将精力投入到研究丹经、子书、《群仙要语》以及《龙门心法》上，为道友传授这些知识。在这段时间里，与曹家湾村阴阳先生曹公成为好朋友，我们相互勉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1978年宗教政策得到改善后，我回归到龙门洞道院担任知客一职，与弟子们一起整顿寺庙并重塑神像。我致力于香火之举，也注重养元初积功行德。
1981年至1986年的几年间，我不仅参与多个开光仪式，还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道教活动，如陕西道教经忏等。此外，还通过出版相关文物资料，为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 道教文化 的恢复、传承提供了宝贵支持。
1985年的春天，当我住持修复药王洞时，无论是募化资助还是亲自动手，都没有放弃任何困难。在青崖洞潜心修行之后，再次回到社会为民服务，被誉为乡里的一位慈善人士。而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宗教领袖来说，这样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贡献。
随着年龄增长，最终我选择隐退，让一些新一代的人接替我的位置。但即使如此，在我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即农历九月十一日早晨七点零二分的时候，也有人目睹到我的身体突然消失，而不是自然逝世。这被视作一种超脱尘世，不愿留下遗体给凡人见证的一种象征性表达，是对自己一生追求精神纯净生活态度的一种最终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