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子的《天运》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和对古人无形力量感受的戏剧化描绘。文章开头,庄子通过十六个问题,从天地、日月一直诘问道云、雨、风,这些问题井然有序,一层问其状态,一层问其主宰。这些问题摆出来,问者是谁,被问者又是谁,一概不知。巫咸现身,说了一段貌似神秘的话,留下什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
然而,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因此,“道”字字都围绕着“道”。注家刘凤苞说:“六极五常,不足尽道,而于天人感应之机最为切近。”这意味着六极五常并不代表了所有的“道”,而与天人关系最为切近的一部分,是文中的轻轻点到,“道”在其中已隐约可见了。
庄子通过太宰荡和北门成等人的对话,以及师金答颜渊一段,以比喻来讽刺孔子的泥古不化,不合时宜。这表明孔子的仁义虽然被后世推崇,但实际上可能已经失去了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儒家的学说逐渐形成,并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
但正如吕思勉所言:“儒家之遗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得的是小康之义。大康之世社会组织较后世为转制。此后人不知此为一时组织,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无可改变。”这样做引起纠纷,使得儒家成为功罪不相掩盖局面之一端。这或许是因为创始的人们本身就未能负荷,也不能完全怪罪于任何个人,更无法怪责整个后的社会环境,因为学术总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逐渐发达,同时也必定受到社会影响而自我变革。
庄子的思想则以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哲学探索形式出现,他试图超越那些具体而有限的语言和概念,将人们引向一个更加深远且抽象的情境。在这里,“道”既不是某种特定的实体,也不是某个具体事件,它更多是一个过程,是万物运行与变化背后的原动力。而人类应该顺应这个自然规律,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掌握它,只能遵循它去行动。
最后,《天运》篇揭示了一个关于如何认识宇宙运行规律以及如何在这一规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问题。这便是老子的智慧——通过观察自然界来指导人类行为,最终实现个体与宇宙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部分,当我们的行为能够融入自然界的大流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就在追求大同世界的一个环节——随顺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