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虫蝌蚪 春秋战国书法

周朝治天下推行的是分封制，诸侯国在效忠天子的前提下各自为政。以上所述金文的源流是以天子治下、展现王室风范者为大宗。西周诸侯国也作青铜器，但有铭文者较少。早、中期尤少，其书风亦与王室作器相类，更无清晰的发展序列，故未论及。随着西周诸侯国各自地域文化的发展。加上大篆正体的规范并未在中原核心区域以外产生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王权式微而少数几个诸侯国渐次雄霸一方之后，带有较为强烈的地域特色的诸侯国金文书风开始出现。进人东周以后，如同文化上的礼崩乐坏而导致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样，书法艺术也迎来了“书同文字”前长达五百年的瑰异谲诡的时代。 周平王元年(前770)迁都洛阳，为东周之始，至秦统一天下（前221）止；后世史家以周元王元年(前475)为界，之前称春秋，之后称战国。东周五百多年，周天子逐渐失去对国家的控制力.春秋诸侯兼并.战国七雄争霸.烽烟四起。天下板荡，西周末年由“糟文”所建立的字体统一之路也因此荆棘丛生、前途漫漫，文字异形、书体多样之景况日甚一日。《毛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说的是春秋之后诗歌创作由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正风”、“正雅”转为“变风”、“变雅”的原由，这也道出了春秋战国时期书法艺术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讲求秩序感的稳定质朴的西周金文是“正风”、“正雅”的庙堂书法的话，那么由于王道衰微，政教失落，新的更多元、更世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逐步建立。“变风”、“变雅”的书法作品也由此发生并蔚然成风。东周早期。大篆正体虽然在庄严场合仍是应用大宗，但经过不同程度异化的篆体书风开始在一些周边的诸侯国各行其道，此后在文化相对发达的几个大诸侯国内，由于书刻工具和载体的改变或改进，并在基于实用的简化和快速书写需求的催生下，各种新的书体也已开始萌芽并走向成熟。到了东周晚期一方面是各国书体的混乱妨碍了文化的交流，与“天下大势”一样呈现出分久必合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在毛笔手书成为主流后。新书体的简单方便程度及字形变异程度已经大大超前，因而出现了文字史上最为奇特复杂的景观，而站在书法史的立场上来看，却正是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好景致。 春秋战国时期的书法作品仍以金文为主。从考古发掘来看，铸刻有铭文的青铜礼器、兵器、货币等遍及四方五十余个诸侯国，其作品形式多样，风格千变万化。春秋初期的金文与西周晚期金文很相近，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不远。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具特色，带有浓郁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形如蝌蚪的文字，疑即为后世所说之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并拖有长尾.或以鸟形、虫形和圆点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虫书。郭沫若说:“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

春秋中晚期出现了在金属器物表面镶嵌金丝的所谓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传世《栾书缶》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系春秋晚期晋国器。颈和肩部有错金铭文五行四十字，内容记载晋大夫亲书伐郑败楚的功绩。此缶铭文与以往铸于器内的金文不同，乃是铭于器物最显著的位置上，故对字体的装饰性要求更高，这也是东周金文强调外在形式的优美华丽的原因之一。此铭文殊多异体，字呈纵势，线条柔韧婉转，婀娜多姿，风流妩媚之态为以往金文所无。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这些错嵌于素面器物表面上的铭文圆润秀劲、艳丽华美，在金文书风中别具一格。此时随着铁的开采和铁器的广泛应用，较青铜更为锋利的铁制工具在青铜器上留下了直接镌刻的铭文，刻铭笔画纤细挺拔，劲健奔放，是实实在在的“铁划银钩”。而一些兵器上的刻款则往往草率多姿，别有烂漫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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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虫蝌蚪 春秋战国书法（2）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虽未延续西周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但其清新秀丽、飘逸灵动的气质也给人以新鲜的审美体验。东周金文最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结体多为狭长纵式，行笔圆柔修挺，多用线条粗细划一的玉箸笔法，章法疏朗空灵。北京图书馆藏旧拓《攻吴王夫差鉴》为夫差所铸‘’鉴”铭文，共三行十三字，《说文·金部》云:“鉴，大盆也。”春秋时东南各国的铜器铭文都有美饰过度的趋向，或作鸟虫书，或作蝌蚪书，而《攻吴王夫差鉴》字形作瘦长体，笔划不加修饰，线条均匀，起止尖锋，显得质朴规整，字距行距较大，布局空疏。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陈曼簠》是战国早期齐国器，共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簠是祭祀和宴客时盛放黍、翟、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陈曼簠》字亦取纵式，在齐国书法崇尚方势的潮流中脱颖秀出，用笔斩钉截铁，纵锐横方，为战国金文的又一重要体势，规整秀丽、优美典雅。从以上二器铭文的造型和书法的风格来看，已呈小篆体势的雏形，或许正是这异彩纷呈中的一点共性蕴藏着某种统一的信息，因而也是研究金文向小篆过渡难能可贵的实物资料。 《墨子·非命下》中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墨子是战国初期人，他将‘’竹帛”置于“金石”之前，至少可以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种文字载体中，竹帛已成为记录文字信息的首选媒介。除了竹帛本身相对较为易得，更主要的是可以直“书”其上，这也昭示着书法史上真正“‘书写”时代的到来。此前的甲骨与金文，无论是先书写后铸刻，还是直接镌刻，由于制作流程的转换或材质的坚硬难攻，使得最初书写者的运笔轨迹无法真实呈现，或书写意图无法自如表达，因此从书法视角来评价甲骨文和金文往住止于字形、章法等显而易见的层面，难以具体而微地深入分析。竹帛上的文字是“秉笔直书”的结果，行笔的使转提按与轻重缓急无不毫发毕现，因而蕴含于笔迹之中的书写者的书写个性乃至气质赋才有可能被观赏者充分感受。在“笔法”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艺术自觉之前，这些竹帛上的墨迹遗存为我们保留了古人最为完整的书写信息。 商代和西周也有少量的墨迹遗存，但往往是片言只语，不成气候，故不作专论。晚近以来考古发现较多的除了春秋战国的竹帛墨迹，还有一种直接书写于石片或玉片上的”盟书”。盟书又称“载书”，春秋战国时期，天子与诸侯、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为目的常举行盟誓活动。记载盟誓各方缔约内容的文书材料即为盟书。多用玉石薄片制成，用朱色或墨色书写，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人地下或沉人河里，以取信于神鬼。1965年在山西侯马市发现了大批春秋末期晋国的盟书，故称《侯马盟书》。《侯马盟书》多达五千余件，能辨识文字的就有六百多件，三千余字。这是一批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笔书写而篇章完整的手书真迹，且出自多位。“诅祝”人之手，有的字迹小到仅有两三毫米，笔锋仍然清晰可辨，无疑是用柔软而富弹性的毛笔所书。《侯马盟书》总体字形结构与上述晋国《栾书缶》相类，又有线条两端出锋、头粗尾细等当时手书文字的共同特征，并常见收笔处自然回勾的笔意，乃是书写者运笔快速熟练而自然形成的。由于盟书辞文是出自多人手笔，故其书写风格不一，多姿多彩。有的字形修长端正，笔势下垂弧曲，近于同时期工整挺拔之金文;有的字形近方。笔势爽劲，短促有力，略有西周金文遗意;有的结体粗率悠肆，字形方纵不一各尽其势，行笔果敢，重落轻出，线条如同蝌蚪，圆曲摇曳;有的结体横曲，字形方扁呈横势，用笔提按分明，节奏明快犀利，收笔住往向下弧曲，与同时期南方楚国帛书神形毕肖，然其势沉力雄的北地英豪之气为南人所无。后两种为追求快捷实用而率意自然的书写风格.相较于大篆正体而言，可以看成是一种“草书”。如果说金文篆体主要强调的是图案化的装饰美，那么以《侯马盟书》为代表的墨迹则展现了毛笔书写所特有的笔法美，尽管这种由不同的行笔作风所导致的线条美感还远非有意为之的“翰墨之道”，但已为书体脱离所附着的器物属性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也是文字书写最终摆脱形象美的束缚，进入以抽象美为核心价值的书法艺术之源头活水。 商代甲骨文中有“聿”字，为手执笔的象形，即为‘’笔”的本字。从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存的墨迹来看，都系毛笔所书。《说文解字》中说:“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毛笔已成了“所以书”的基本工具，尽管各国的称谓不同。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毛笔，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毛笔。湖南长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的毛笔，笔杆是细竹管。笔头用上好的兔箭毛包扎在竹管外端，缠以麻丝，并涂漆汁固定，制作虽简陋，但其形制与性能已与后世通用之毛笔相同。毛笔与在甲骨或青铜上镌刻文字的金属刻刀相比，可谓一刚一柔，刚者至刚，柔者至柔。汉代书法家蔡邕说:“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九势》)正是这一管柔毫，成就了汉字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毛笔柔软而富弹性的物理属性注定了“所以书”时必须全神贯注，否则锋散墨胀不成字，而不同书写者或轻或重、或徐或急、或提或按、或顿或挫、或转或折、或回或环的行笔气质，必然会导致字形与笔画线条的明显差异，这些都是书法艺术得以成立之前提。在春秋战国时期称笔为“聿”的楚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仅出土了毛笔的实物，也出土了大量用毛笔书写的竹简和目前存世唯一的一件完整的帛书作品。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文字形态相比，楚国的手书墨迹的确是“奇怪生焉。” 《尚书·多士》记载周公旦曾对殷商遗民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郭沫若据此认为：“殷代除了甲骨文之外一定还有简书和帛书。”(《奴隶制时代》)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有发现.战国时期的竹简则出土较多，尤以楚简为大宗。1951年至今，先后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千多枚竹简。这些竹简上的文字线条圆曲媚好，笔意细腻洒脱，不论修短肥瘦，皆能引人人胜，充分展现了不同书写者自然率性的熟练技巧。1957年出土于河南省信阳市的《信阳楚简》，用笔平缓流畅，平入顺出，笔划较为匀称，.没有大的波磔，书风遒劲挺拔。楚简竹片多狭窄，书写者往往字宽尽简，因而笔尽意未尽，使得小字也有了开阔恣肆的大气象。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的《包山楚简》中可以见到楚简中笔迹最为潦草的作品，用笔圆熟迅疾，线条缠绕连绵，若衣带迎风，别有一番妩媚妖娆的情致。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沙洋县的《郭店楚简》中则可以见到带有同时期楚国装饰金文“虫书”意味的作品，青铜器上的蛾鲜线条经由毛笔中锋、侧锋的自然变化，顿生空灵忽的奇姿逸态。此外，楚简中的一些作品，结体扁衡，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和波磔。用笔有轻重疾徐之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郦道元《水经注》中说“隶出自古，非始于秦”，此之谓也。从篆书的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深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鸟虫蝌蚪 春秋战国书法（3）

上世纪三十年代，盗墓者在湖南长沙库战国楚墓盗得一件字画合一的《楚帛书》，后落人美国人考克斯之手，又几经易手，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楚帛书》为一块四十厘米见方的丝帛，上写有九百多个文字。分两大段，四周有十二个神怪图像，旁各附一段文字，四角还有植物枝叶图像。《楚帛书》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四时、天象、月忌、创世神话等，极具文化价值。《楚帛书》文字体式简略，一些笔画做了书写性简化，字形多变，但以方扁为主，笔迹工整，线条粗细匀一章法疏密得当，近乎完美。通篇气息平和娴静，秀润遒媚，充分体现了书写者精熟的技艺和从容不迫的创作心态。《楚帛书》还呈现了毛笔在丝帛上书写所产生的特殊效果，由于丝帛的吸水性，使得落笔、收笔及行笔缓慢处会有轻微的涨墨，后人据《楚帛书》笔画起止转曲处皆圆浑藏锋及字多扁平的特性认为此作品是“隶书之祖”的说法，显然是忽略了材质之于书写效果的影响。一种新书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时间渐变的过程，《楚帛书》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楚国文字的便捷式书写，当然这种“俗体”书风本身即蕴含着新书体诞生的信息。 进人战国时期以后，随着七国割据，文字的地域性色彩更为浓厚一个字的写法，往往齐楚有异，秦燕不同，同字异形现象十分明显，尤其是在金石、竹帛、货币、玺印、陶器等不同载体上因讹变、简化又呈现不同的歧异式样，可谓纷繁复杂，欲理还乱。近人王国维在其《史籀篇疏证序》中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王氏所谓的’‘古文”是指“孔壁古文”，《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郑玄《尚书赞》云:.‘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说文解字叙》中也说:“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可知汉代便用“古文”来称呼战国时的六国手书文字，并冠以“科斗”或“蝌蚪”的浑名。这里的“蝌蚪”已不是狭义的东周青铜器上笔画形似蝌蚪的装饰性金文，而是对上述盟书及简帛之类手书文字线条头粗尾细、作弧曲摆动状这一笔势特征的形象称呼。此类战国“古文”仅限于日常应用，总的来说.书法是相当随意的甚至简陋的，故后世学者称其为“俗体”。但从书法美的价值来说，这种“俗体”书风正因其通俗性和随意性，反从礼器题铭书法庄重典范的秩序美中突围出来，带来了一脉流畅自然的新风尚，正如东汉卫恒在《四体书势》中对“古文”的赞美一样:“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蛾鲜’‘古文”与金文鸟虫“奇字”.共同谱写了春秋战国时期书法艺术的瑰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