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的古文与篆书

“古文”和“篆书”这两个名称，起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

及亡新居摄(西汉刘婴年号，公元6-8年)，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日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日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日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邀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也;五日缪篆，所以幕印也;六日鸟虫书，所以书播信也。 许慎说及的六种书体名目，其命名，有的是依据书体结构，有的根据用途，划分的标准缺乏一致性。如果按书体分类，古文、奇字是一类，篆书、缪篆、鸟虫书是一类，佐书又是一类。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叙篆文，合以古、籀”。以小篆为正字，收字9353个，还列出了两种与小篆不同的异体字:一是古文，五百多字;一是籀文，二百多字。汉朝人所见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当时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铜器铭文;一种是秦始皇焚书时儒士藏匿起来的儒家经籍抄本，所谓鲁恭王(前155一前129)坏孔子宅而得的“壁中书”，有《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许慎《说文解字》中所录的“古文”就是这一类。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搐所作的《史籀篇》的抄本，即许慎所说的“籀文”。 《说文解字》中录写的“古文”，据现在文字学者的勘对研究，与近些年各地发现的战国文字如长沙增书、侯马盟书、温县盟书、长沙简策、中山国铜器铭文等均不同，“许慎所谓古文大约就是邹鲁(也许还有齐)儒生习用的文字。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即使是这些战国晚期用齐鲁习用文字抄写的经籍，恐怕许慎并未亲见原迹。因为，自壁中书“古文”发现，到许慎《说文解字》创稿，历时二百余年，壁中书乃简册，使用保存的时间不会长久，要辗转摹写才能流传，许慎所见的古文，“大约都是汉代古文经学家辗转摹写的”，既是“六国古文”，当然和秦系的小篆有差别，也不会是汉字的原始形式，而且年代不一定比箱文早.但壁中书的儒家经典是用古文抄写的，古人尊经，所以放在摘文之前了。而且古文与籀文还有地域性差异。 我们现在说的古文，作为字体名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古文名称起于汉代，后世继续延用，泛指秦统一文字前所有的文字，时间地点皆无限制，没有一定的宁形。狭.义的古文指《说文解字》中所见的古文”。 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有“篆书”这一名称。他所说的篆书专指秦朝的小篆，即秦篆。小篆是取《史M篇》的“搐文”省改而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秦国处周之旧地，沿用周的箱文，逐渐发展为具有秦国特色的文字。秦削平六国混一海内之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国使用已久的文字为基础，进一步省改，并加以规范，如“偏旁都有固定的形式和位置，形体竖长方，其空虚不足之处尽量用笔划填满，不顾象形、指事、会意等意义的体现”。，这就是秦朝的小篆。所以，篆书作为古代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以其源流而论，包括大篆和小篆。籀文是大篆的本名，后来有了小篆，才将箱文称为大篆，《说文解字·叙》中提到的“秦书八体”，就有大篆、小篆的名目了，两者的关系，犹如血脉相亲的父子，相似而又有所区别。 魏国书法家写的古文，我们可以在立于当时太学的《正始石经》中见到。《正始石经》刊刻于齐王芳正始四年(243)，石经只刻成《尚书》《春秋》两部古文学家传授的儒家经典，每字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书写，所以又称《三字石经》。 《三字石经》中的古文，应该和《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来源相同，但字形偶有不同，可能是古书抄写中讹误所致，当然也与抄写者的书法水平有关。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指出: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而石经中的古文“转失淳法”，不过是“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而已。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卫恒的祖父卫凯是邯郸淳的，学邯郸淳的古文达到“示淳而淳不别”的程度，卫恒本人也“博识古文”。卫恒说《三字石经》中的古文“转失淳法”，传卫氏古文之学的江式在《论书表》中说到，《三字石经》“较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说明曹魏石经的古文字法与书法，已经异于汉朝所传的古文。 卫恒还说到:汉朝发现壁中书时，“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有见者”。所谓“科斗书”，是类物象形的俗称，我们看到，《三字石经》上书刻的古文，许多笔画“头粗尾细”，并且呈弯曲状，像姗蚌之形，但魏国古文的笔画不是全部类似姗抖形，比如横和竖，两端尖锐，中间粗，似柳叶状，这是笔画形态的特点。古文的结构特点，和秦篆比较，有的繁化，如“一”字写作“犬”，“巫”字写作“否”，“公”字下的“厶”作圆圈，中间还加一圆点;有的则大胆简省，如“逆”字写为“屰”，“遇”字写作“禺”，“鄭”字写作“奠”，都省略了部首偏旁(或是义符，或是声符)。这些繁化和简化的写法，与《三字石经》上的小篆异形，正说明古文是战国时期“六国古文”的遗绪。当时，兼遗儒学的书法家对古文的重视甚于小篆，所以三体中首列古文，比起小篆，古文的年代要早一些。在汉代，研究古文是为了读通古文经，所以精通古文的书法家同时是文字学家。曹魏时期，尽管新书体时髦，但没能动摇古文书法的地位。 《三字石经》的小篆，“是作为传统的标准字体被重视而刻出”，字法承袭汉篆，笔画细劲，方圆兼备，结构整伤如仪，书法平稳规矩。魏国的篆书，循汉时旧规，常用来书写碑额，字形比《三字石经》中的篆书要大一些，具有装伤性。用篆书写碑额，意在醒目，还能表示古意，以显庄重。现在所能见到的魏国碑额篆书遗迹有以下几种。 (上尊号秦)碑额，用文篆书“公卿将军上坏号典“。书刻于曹丕称帝的黄初元年（200)十月之后不久。笔画蹈方助呵.又粗壮沉厚;字内空白布置得很匀称。字形伯方.体势雄浑，气终宏壮。 《受禅表》碑倾，“受禅表一行三宇.“受，字上部已种.也见阳文篆书。字法与书法全同《上尊号秦》篆额，似一人手笔。此碑记魏王受禅代汉之事，所谓“表”者，如宋洪适《求释》云:“盖表揭其小，非表奏之表也。”《受禅表》书刘的时间当与《上碑号奏》碑同时。’曹丕了受禅，当时在颖川颖阴县繁阳亭筑坛，两碑俱立于此地。黄初元年十一月.改繁阳为繁昌县（今许昌繁城镇)。

魏国的古文与篆书（2）

《孔羡碑》碑面，阴文篆书“鲁孔子庙之碑”。笔画圆润流丽，向背有致，体态周正而秀韵，很有婀娜的风姿，与汉代《华山庙碑》《孔庙碑》篆额风范相近。但“鲁、庙”二字异于汉篆的正宁结构，篆法不很规翅。 《范式碑》碑额，阴文篆书“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字形方正.笔画四厚，然而笔势不及《孔决碑》篆额写得活脱潇洒.康有为将它归为“华艳”一格。虽然书法仍是汉篆一路，字法已见比化.如“庐”宇中的“田”字似“四”的写法.似乎可以察觉到篆书书法在魏国且出交分的征候。 《苏君神道》题字，阴文篆字“魏故特督平寇将军关中仅广平曲粱苏翁之神近”，五行二十字。河南洛用出土。写得方正稳当，布白匀称，笔画刻得光沾，横画平铺则显无力悠.纵笔垂画的末端多呈说状.少了“无垂不缩”的遒势。似乎是用隶法写篮书。 魏国碑额、神道上.书刻的策书，《上移号奏》与《受禅表》雄浑圆厚，装饰性和古怠兼具，乃当时大家手笔，这是一种类型。《孔羡》《范式》两碑额笔画回润流转，颇显姿态，大有汉碑额派书“婉而通”的遗的，又是一类。《苏君神道》虽然结字工德，似布白过匀.无疏密迭宕的姿态.结构显得松懈。书写者不自觉地采川了求法。依违篆来而失势，可谓新愈不显，古意不明，别为一类。 魏国的碑刻篆书.仍承袭汉篆遗风.宇法略有讹变.真正在书法上反映魏国篆书变局者，是《苏君神道》上书刻的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