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的发扬 中国书画艺术的美学思想，从唐、宋以来，彼此影响，乃至很难说关系到绘画的若干理论，却不与书法相关，反之也一样。但是，通常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对书法影响绘画讨论得很多，而对绘画影响书法，却语焉不详。 文人画在理论上的奠基者，多表现出一种对传统的批判态度，从美学原理的根基上，去动摇既往的法则，具有不小的“破坏性”。苏、黄、米既是书家，又是画家，既是创作上的高手，又是理论上的开拓者。东坡否定“形似”，提出“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这样的思想，拓开了美学思想的天地。无独有偶，米、黄二人也以“玩世”的口吻去发挑衅性的高论。米带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黄庭坚说:“虽其病处，乃自成妍。”这种新思想迅速影响到绘画。到了元以后，虽“颦”即“妍”、虽“病”即“妍”，已是绘画的审美尺度，不仅不再有人视这类高论为戏语谬说，反而竞相为说，一意求“拙”。但是，上述美学思想，影响于书法实践，不如绘画那样明显。宋代至清的嘉庆前，是帖学居主导的时期，二王、赵、董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大概书法不同于绘画，与实用很难分开，尤其科举取士以楷法择人，更使一般学子欲“拙”欲“病”而不能。 加之，从李世民至清初诸帝，历朝帝王，罕有推重碑学的，他们亲恭翰墨，大抵都走的是帖学一路，所以，虽远在唐代，韩昌黎就说过书法应当抒情达意的话，但“丑”、“怪”观念却极难取而代之。因而冲破“以韵胜”的“温雅”南书的历史使命，终于由清代的理论家来完成了。 第一个扛出“丑”字大旗的人，便是明末清初的傅山。他说，书法应“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在诗论中，这类话，宋代陈师道早就说过，陈说作诗应“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虽然《后山诗话》不是师道手定之稿，后人窜乱依托之辞常杂侧其中，但“宁拙毋巧”之类话，却远在傅山前便早有人提倡过了。 傅山是否受到诗论的启发而倡书法的“四毋”说，我们无从知道。姑且不谈这种提法的承袭渊源，仅就书法而论，这个提法却对有清一代的书学，影响极大。 傅山是一个不甘臣服于清政权的人，他的书法见解，不仅仅是一个纯书法的问题。明末清初，大量的亡明遗民屈服于满清，在傅山看来，这真是“巧滑轻媚”之极。他被奉为清初第一流人物。郭尚先《芳坚馆题跋》云:“先生学问志节，为国初第一流人物。”清代“丑”论的抬头、碑学的兴起，隐含有民族思想的成分。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的鼎盛时代，统治未曾松弛，种种反清的思想，未能表面化，加之，四帝好帖学，推重赵、董，更无人敢于发表异辞。所以，“丑”的理论，虽然傅山在清初即提出，但直至嘉庆、道光以后，清朝政权已呈衰势时，才异时而起，终于汇为晚清巨流。 傅山不遗余力地攻击赵、董，说稍临赵书，便能乱真，极易似。为什么会这样?正如学正人君子很难，而“与押邪匪人游，日亲之自不觉耳”，自谓为松雪所误，以至未能尽除俗气。他在《论书一帖》中说“老董只是一个秀字”。如前所说，赵、董是清初帝王所推重的，因此，傅山之攻赵、董，便不只是一个纯艺术见解的问题了。郭尚先说，傅山“行草生气郁勃，更为殊观”。马宗霍《霎岳楼笔》谓“青主隶书，论者谓怪过而近于俗”。在书法创作实践上，傅山算不得“第一流人物”，而其书法思想，至今仍为人所重，生命力依然强盛。 关连： 书法 “丑”的发扬（2） 傅山的“宁丑”思想，为生活于清道光、咸丰时代的刘熙载(1813年一1881年)着力发挥。这个时代，去清之康、雍、乾已远，而且，早已有金农、郑板桥、邓石如、伊秉缓等拓开了新的潮流，刘氏已不必如傅山一样，只以片言只语道心声，而是以洋洋洒洒的《艺概》大发高论。他的痛快淋漓的高论，便是“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怪石”是文人画的热门题材，“写胸中丘壑”也是文人画家的箴言。显然，刘氏总结了文人画学的精髓，转过来论书法。他之所谓“丑”，是美学意义上的，那便是“丑”是心灵的自然流露，若是“俗书”，虽“故托丑拙”，也不足道。造作矫伪，丧尽天真，那便是真的丑了。这里，他并不否认技巧的重要性，他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又说，只有“用生为熟，熟乃可贵”。“由不工求工”，这是技巧训练所要达到的目标，既然“工”了，何以又要“求不工”?这是从创作高度谈问题，意不在技巧，而在个性的发挥、情感的发挥。创作的动机空灵了，才能流于自然。所以，他说“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唯其“不求人爱之”，所以心不存干禄之望，志不在取宠于人，完全地、全身心地只在艺术本身，这才是最“难”之处。 在现象上，傅、刘二人同倡“丑”论，但思想渊源，却不尽一致。傅山更多地出于民族的精神，不欲臣服清政权而倡导“丑”;而刘则更多是以《易经》及《庄子》学说来筑构自己的理论框架。所以，《书概》一开始就说“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书概》中的立论语言，充满了“阴阳二气”、“阴阳刚柔”乃至“五行”之类，同时不断地渗人庄子的口头禅，如无为有为、无欲有欲、归璞返真之类。走得更远的是他还将汉代方士那一套也引以为文，说“学书通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他的高明处在于广征博引而能左右逢源。书法本是“玄法”，以玄理为论，最得精神。 清代不仅书论以阴阳立说，即文论、画论亦然，可以说这是艺术。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大师姚姬传就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任丫也并将文章之美分为阳刚、阴柔二类。其后，曾国藩也作如是说。清人唐岱在雄会事发微》中说:“欲识天地鬼神之情状，则《易》不可不读。”清代画论家丁皋在谈到“写真”的“秘诀”时说:“凡天下之事事物物，总不外乎阴阳。”甲从此可见，刘熙载以阴阳观论书，也是这一时代的。其次，“丑”的哲学依据，不能不归之于《庄子》。在《庄子》中，理想的超人并不拘于外形的残全。在庄周笔下，那些畸形者，常常是精神最完足的“真人”。刘熙载在《艺概》中，一再引用《庄子》，正好说明他的艺术思想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