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卒论辩的背景 表面上看，对《兰亭序》持怀疑态度的，是郭沫若。他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发表于《文物》1965年第6期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了连续七八个回合的反复辩难，因此，学术界公认郭沫若是倡起兰亭论辩的第一人。 但对于《兰亭序》的怀疑，其实历来皆有之。唐代何延之、刘乡对《兰亭序》流传途径的记载的不同，引出南宋姜夔的怀疑“然考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唯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这是较早的疑问。至清代，李文田在跋《汪中本定武兰亭》时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堤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于是《兰亭序》系“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是公开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的第一篇明确的表态。与此同时，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也持相同的观点: “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俱在，以印证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即二王可也。” 一一见章锰抄本及赵氏手稿本，均藏北京图书馆 从姜夔到李文田、赵之谦，兰亭公案一直为书法界有识之士所关心着。那么，郭沫若的发难便不属于开辟鸿蒙，他只不过是把这些只麟片爪加以系统化而已。 但令人困惑的是，郭沫若的论文在书坛引起了轩然大波。我想，这可能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郭沫若在当代中国文艺界有着最高的威望。不比姜夔和赵之谦，在当时并不是一代领袖(他们的声望是后人倡起的)。郭沫若有较好的书底，这使他有发言权，而他又是当时中国文联的主席，从文学、音乐、戏剧、美术，无不在管辖之内，他来讨论书法，当然有一定的权威性。第二，郭沫若又有较好的论述技巧，他的论点一经发表即打动了许多读者，倘不对他的论据作重新检验，完全会被他的那种雄辩所征服。而且凭他在考古、证伪方面的雄厚积累，如他研究古代哲学《十批判书》、研究青铜器《两周金文辞大系》、甲骨文《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以及大量的文学、史学著作，他的洞察力和把握力也是值得信任的。第三，他的论文是发表在全国发行几十万份的《文物》杂志上。这份杂志的最高学术规格，以及几十万份的发行量，也是姜夔以下诸人所不能企及的。姜夔是自言自语，李文田是信手作跋，赵之谦的《章安杂说》撰就后~直深藏秘筐，未能面世。他们的言论虽然有时为后人注意，但在当时却都是无人知晓，只有自己或个别友好知道。相形之下，郭沫若的能量之大简直与之不成比例。 然而，还应该有更深的观念上的原因。 兰卒论辩的背景(2) 郭沫若提出《兰亭序》为唐人作伪之时，中国书坛正处在沈尹默时代的笼罩之TO南方有潘伯鹰、白蕉，北方有吴玉如，都是二王的忠实继承者。《兰亭序》是王羲之存在的象征，从社会意义上说它远比那些笔精墨妙的尺犊来得重要。现在指《兰亭序》是伪作，岂不从根本上动摇了二王一系的信仰，破坏了书家们一直奉若神明的偶像?更推而广之，由于《兰亭序》是书法史上最早一位巨匠的传世真迹。现在指它不属于巨匠，岂不是从根本上动摇了沿袭已久的书法史模式，令人人陷入因惑迷乱中? 有趣的是前一种破坏在兰亭论辩中似乎并未表现出直接的痕迹—除了沈尹默有过几首诗之外，其他二王系统中人并未有文章参与论辩并为《兰亭序》辩护。我想这主要是不植长的缘故。以潘伯鹰、白蕉的理论，可以编史作述，但却不擅长论辩。特别是在面对象郭沫若这样极有辩才又资格很老的对象时，他们都自觉不是对手。这是二王系统注重技巧不重理论的结果。当然，也有压力的问题，白蕉、邓散木等都是“”，郭沫若的论文中又大弓I当时是国家的康生的话，两者之间的对比悬殊，也使书家们不敢问津。也许还有第三种理由，郭沫若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是在1965年，次年潘伯鹰卒，再次年白蕉卒，最不擅长著述的马公愚也在三年后谢世。因此，他们也没有时间进行认真思考并进行辩论。 于是，辩论的对手由第二种人来承担一一他们不是二王系统中人，但他们认为传统的书法史定论不宜妄加推测与翻案。章士钊、高二适、商承柞作为主要的辩论对手，尤其是高二适作为主要辩难者，简直成为一种微妙的象征。而郭沫若作为疑问派的主要人物，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龙潜、于硕、启功、李长路、徐森玉、赵万里、史树青等从各个侧面提出旁证，赞成郭沫若的疑问，基本构成了声热浩大的“疑古派”队伍。以上世纪60年代中叶的书坛为舞台，两派互相驳难，十分热闹。甚至直到70年代初，由于新疆出土晋人《三国志》写本残卷，郭沫若又旧事重提，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 关干兰亭论辩各家观点的交锋、驳难、发展的情况，因篇幅有限，我们不作太详细的介绍一1973年文物出版社曾编印过《兰亭论辩》，收集了辩论双方的一些主要文章，虽然有明显的偏颇倾向，对双方的文章在收录数量_L有抑此扬彼的倾向，但基本上也还是保留了一部分主要文献，对干了解论辩的大致情况已经足可敷用。在此，我们只将一些最基本的观点略加排比，勾画出一个最简单的论辩轮廓，以作为我们对它评价的出发点。 1965年，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鲤墓志》在南京附近出土。郭沫若得见之后，即以此为基点撰文指出，《兰亭序》不合这些地下出土文物在书风上的规定，因此它应该是伪作。并且进一步认为“《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是有问题的，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通过以《兰亭序》与刘孝标注引(((I腐河叙》文字出入的对比，肯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并进而认为《兰亭序》是隋僧智永所书。从文到书，对王羲之的著撰权进行了全盘否定。 郭沫若的论文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之后，高二适第一个作出了反响。他的《兰亭序真伪驳议》发表于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针对郭沫若引为依据的李文田跋进行了辩驳，并且兼及了康生与启功。但在这同时，也有许多文章推扬郭沫若的观点。有的是从《兰亭序》文的前后情调不一，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急转直下，“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一段悲得太突兀，与王羲之的思想格调不符，故认为文章是在(((1I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有的则是从书风角度提出，由干传世和新出土的大量实物证明王羲之时代的书体应该是由隶向楷过渡的前期阶段，并未有完全独立的行草意识，因此王羲之的字迹也应该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兰亭序》如此纯熟，从书法上说也是不可信的。 以后的讨论大致围绕文章与书法两个中心而展开:一是文章的问题，辩难者认为当时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所以会有《临河序》、《兰亭诗序》、《修楔序》、《曲水序》等名，这都是后代录文者出以己意加上去的。至于“前后矛盾”，辩难者认为王羲之思想本身就应该允许有矛盾、事实上也有矛盾的实例，不足为怪。二是书法的问题，辩难者认为“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并且指出用一些边远或冷僻的民间墓志刻工的水平去衡量一代书圣王羲之的水平，显然是不妥当的。王羲之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超越了时代，提倡了新风气。因此这种否定也不合情理。 兰卒论辩的背景(3) 1972年8月号《文物》杂志上，郭沫若又发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他认为，关于兰亭序的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这个结论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兰亭论辩”并非是因为已经有了公认的结论才堰旗息鼓，而是由干文化大运动的冲击.事实上，辩论的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只不过郭沫若一派的观点掺人了某种背景，又有人多势众的优势，再以《兰亭论辩》一书在编辑上的一面倒倾向，使人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