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是明代传奇中最早的一部杰作。几百年来,它在民间广泛流传,它创造的赵五娘这一典型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琵琶记》的故事,源于何时,现已无法查考。但是,故事被写成戏剧,却是很早的事,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叙述南戏起源于宋光宗时,首先传世的便是《赵贞女》和《王魁》。徐渭并把《琵琶记》列为“宋元旧篇”,下面注道:“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很显然,这与今天流传的《琵琶记》剧本,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流传的《琵琶记》故事,是叙述新婚不久的蔡伯喈在父亲的逼迫下,赴京应试,一举夺魁,被牛丞相看中,以女儿相配,蔡伯喈虽有过推托,但对牛府的豪华生活心实向往之,很快就人赘牛府,与牛小姐成婚,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此间,他的家乡遭遇大灾荒。他的父母在饥寒交迫中相继去世。他的发妻赵五娘卖发葬公婆,经邻居张文才周济才赴京寻夫。由于牛小姐深明大义,赵五娘最后得以与蔡伯喈、牛小姐团圆。
《琵琶记》的作者历来都被认为是高则诚,字明,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瑞安原属温州府,温州一名永嘉,地处浙东,因此后人称他为东嘉先生。关于高则诚的生平,学术界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约于公元1305年,即元大德九年,生于一个隐士的家庭中。其父功甫,可能死得很早,其弟高旸,伯父高彦,祖父高天锡,均为诗人。高则诚在宦途上并不那么顺利,到了40岁左右(元至正四年)才中了乡试,第二年考中了进士。1348年11月,方国珍在浙东起义,江浙行省因为高则诚是温州人,熟悉浙东情况,命他担任平“乱”统帅府的“都事”。1349年2 月,高则诚随元兵南征,讨伐了方国珍起义军。1352年,方国珍接受元朝封他为“万户”的大官后,高则诚才回到杭州。讨伐军中的三年生活,是高则诚生平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转折点。回到杭州后,他觉得做官还不如原先做隐士,决定回老家去。可是,没做多久隐士,他又被拉出做官,先担任了江南行台掾,后改调福建行省都事。他一生大约做了10年元朝的官吏,以后为避兵乱,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他的《琵琶记》就是在此时完成的。
高则诚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与他写作《琵琶记》有关。他的教师是元代大儒黄溍据说曾鼓励他写《琵琶记》。高则诚在江浙行省时,最接近的人物是他的上司——参知政事苏天爵。明朝开国功臣刘基、宋濂是他的好友、同学。1368年,朱元璋曾召请高则诚到南京修《元史》,但高则诚由于老病,辞职回乡,不久就死于宁波。
另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的生存年代约在14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即在元代中叶以至明初。《琵琶记》的写作年代已无法详考,但可以确定是在方国珍起义之后。方国珍最初起义是在至正八年(1348年),而其攻占温州,是在至正十年(1350年),因此,《琵琶记》的写作至早当在至正八年以后。他一共写了几年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之所以召致他,是因为欣赏他的《琵琶记》。可见,《琵琶记》脱稿至迟当在洪武元年(1368年)以前。
由此推知高则诚写《琵琶记》是在元末。《琵琶记》中反映了阶级矛盾,例如在大饥荒年代中,一方面饿死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些场景反映了高则诚的亲身经历。
近年来,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琵琶记》作者是高则诚的问题提出质疑。其根据是,早在元代中叶以前,《琵琶记》一剧就已流行,其作者并不是高则诚。具体理由为:其一,《元谱》所辑《琵琶记》一剧并非高则诚所作,《元谱》已佚失,但从一些文献中还可以了解到该剧的基本情节
是:蔡伯喈独占鳌头后,弃亲背妇,马踹赵五娘,后为暴雷击死。而《元谱》所辑《琵琶记》剧曲词中没有这些情节,并且摆脱了赵五娘为主线的结构。《琵琶记》的曲词基本上吻合于明清流行的通行本,唯一可能是风靡于明清剧坛的《琵琶记》剧的祖本,在元代中叶已经盛行,它就是《元谱》所辑的《琵琶记》剧,其作者并非高则诚。
其二,从高则诚的生平看他不可能撰《琵琶记》。高则诚,字明。在元代,姓名同为高明者有三人,一般认为元末永嘉人高明即高则诚为《琵琶记》的作者。关于他的生年,一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一说大德十一年左右(1307年),两说均以苏伯衡(平仲)生平来揣测。如他生于1301年,到泰定年间(1324—1327年),他才二十四五岁;如以1307年计,仅十岁,即使他少年时期就有文名,但被历代戏曲家奉为曲祖的《琵琶记》,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上,或在戏曲艺术方面所显示出的熟谙技巧上,都说明这部经纬万端、阅历颇深的作品,是一位深得戏曲三昧的行家所为,而不可能出自一个初出茅庐而又毫无舞台实践经验的青年之手。
至于他的卒年,分歧就更大,一般认为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年),根据是高则诚去世后不久,其好友陆德肠写了一首悼诗,中有“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堕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等句,对高则诚死于兵荒马乱岁月深表惋惜,由此证明,高则诚是殒于元亡前的乱离世变时期,这足以证明他不是古本《琵琶记》的作者。
其三,从高则诚的交游中,未发现他是《琵琶记》作者的记载。他的教师黄溍元代大儒,《元史》有传,但查阅了包括《元史》在内的有关资料,未见有他鼓励高则诚写《琵琶记》的记述。在他的另一位教师苏天爵传及一些书籍中,也未见高则诚撰写《琵琶记》的轶事。至于他的知交明国元勋刘基的著述中,虽有他俩过从甚密的叙述,却无高则诚曾撰《琵琶记》的记载。就连他弟弟高肠以及好友陆德旸和余光臣等人,也无这方面的见录。
那么,东嘉先生是谁?他可能是书会中年长资深、很有威望的老先生,是既有文才又熟谙舞台生活的行家。从剧本反映出的“小国寡民”等老庄思想看,他也许还是个虔诚的道。
(凌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