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