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鬼节鼎盛时各行各业的人们广泛地欢度节日。在中国，七月十五日(注：农历七月十五，鬼节)很早就是一个有更新意义的时刻，皇帝以新获的时果荐与祖先，百姓视之为死亡与再生交会的标志，这些并不奇怪。早先节庆中的这些主旨显而易见，它们亦是中国节庆的一般特点，后来作为鬼节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显现出来。
鬼节的其他组成部分源出中国以外。中国僧众遵循的行事安排，大多出自印度，其中也包含七月十五日特别的庆典。对僧伽来说，这是达到顶峰及放松之日，安居终了，僧人自恣并换新袈裟。对出家者而言，该日带来了禁欲修行后的轻松，亦是新年之始。这些僧人习俗也构成了鬼节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中国，佛教不是唯一的制度型宗教，道教教团，约与佛教教团同时，也开始在七月十五日举行节庆。这是一勾校日，当日天神降至人间分别善恶为人添减天算。信众忏悔并在道观向道士进贡。因为这些仪式的历史与象征意义是中世纪鬼节庆典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章将对它们加以探讨。
鬼节举行于阴历七月十五日，该日在传统中国意义颇多。必须记住中国的历法(建立之前)部分基于月亮周期，部分与太阳年同步。卜德(Derk Bodde)写道：
“传统中国的历法……由以数字命名的12个月组成，每月始于新月，月满为望。12个月共354天，这意味着每月29天或30天。月中的日子如月份一样无专名，逐日累计数字。”
“像其他地区一样，中国制定历法上的主要问题是尽可能地协调实际不同步的日月运转。……中国的办法是置闰月，通常间隔3年有时隔2年，这样每19年置7个闰月。……中国的闰月不置于阴历年末，相反置于任何两月(正月、十一月、十二月除外)之间，这样来保证冬至总是在十一月，春分在二月，夏至在五月，秋分在八月。最终结果是历法中每年农历新年(正月初一)在阳历1月21日至2月20日间变动。”
因此，农历七月十五日总是满月，该日在阳历及农事年中则变化颇大。七月十五日总是落在夏至与秋分之间，它向来与成熟、暗淡及衰微相连，但它与太阳运转的协调并不精确。七月十五日与农事节奏的准确对应因地域差异而更见削弱：在中国北方，初秋标志着收获的开始，而在南方，此时常是播种晚稻的时节。
每月适合的农事及朝廷活动详载于《月令》中，《月令》构成汉初礼仪著作《礼记》的一篇。《月令》展示出周天子理想化活动的图画，周天子的仪礼被认为是连接天道与人道。《月令》对汉代礼仪的形成影响颇大，它提供出一幅佛道行事产生前七月节奏的详实可靠的图画。
七月标志着冷风霜露的降临，如《月令》所记“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不仅是动物生活，包括植物生长亦开始趋于成熟、衰微。《月令》记述了皇帝立秋之仪：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齐。立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返，赏军帅武人于朝。”
同篇亦描述了天子及其祖先“尝”新之礼，此礼将关注祖先崇拜与农业丰收的主题联在一起：“是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
七月进行的其他礼俗，用祓除之法及男女杂处以迎世间更新。例如七月十四日举行的“禊”。汉代该日，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聚于水滨五彩篷帷下嬉乐豪饮酬唱。
满月前八日是两个苦命的天上情侣——牛郎和织女相会之日，至少到2世纪末此会已出现于民间节庆中。牛郎织女被放逐到银河两侧遥遥相对，两人每年只允许一晚可以相会。中世纪资料显示这天的活动不拘一格。百姓聚于户外仰望夜空，并设酒脯时果祈求神佑多子富足。
七月所有的节日表现出多种对立的调和，这一点以不同的形式浮现在后来的鬼节中。皇帝——万民之上的子嗣——荐与高贵祖先的供品中代际间的沟通显而易见，正像鬼节通过交换供养将家中先人与子孙结合起来一样。银河将织女与牛郎隔开，七月给予织女唯一一次跨过银河的机会，正如鬼节成为阴间的鬼魂返回阳界他们所爱者身边的桥梁一样。
鬼节是在这些本土礼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时期鬼节庆典广泛传播的状况可部分地由这些礼俗加以解释。将这两者隔开的巨大时间间隔不应使我们先验地认定前、后庆典间不存在连续性。事实上极引人注意的正是这种连续性，是汉代节日与后来带有佛道色彩的节庆所共有的主旨与对立。它们全都具备金(Mikhail Bakhtin)所描述的节日的特点：
“节日(每个节日)乃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原初的重要的形式。仅仅用社会运作的实际状况不能加以解释，将其归因于周期性休息的心理需要则更为肤浅。节日向来具有一种必不可少的、富于意义的哲学内涵。就本身而言，休息时间或喘息片刻不能算是节日……它们一定不是由物质生活的实际状况，而是由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即理想世界来确定，无此确定便无节日。
节日本质上一向与时间相连，或是与自然(宇宙)循环中某一事件的再现，或与生命或历史性时机相连。此外，在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中，节日与自然循环或社会及人们生活中的危机时刻、临界点相连。死亡及再生、变化与更新之际一向导致(人们)从节庆角度对世界加以感知。这些时刻，以具体形式来表达，就产生出各种节日独具的特色。”
佛教传入前与传入后节日间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对死者关注这一点，除了极度关注死者归宿——这种关注实际上在佛教或印度与在中国不分轩轾——之外，还有其他的连续性。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衰微与再生主题的结合。季节本身提供了这种结合的模型，因为秋季乃趋于暗淡的肇端与寒冷的开始，同时它标志着作物的成熟与收获的铺开。七月把即将来临的衰微及死亡与献祭先人、始祖及生命给予者的庆典结合起来。天上地下男女混杂，如同居家者与放弃家庭生活及生儿育女的人混杂起来一样。鬼节产生之前与之后诸如此类的连接成为七月中举行的节庆的标志。
本文节选自[美]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著、侯旭东译：《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