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柳田国男晚年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海上，形成了以《海上之路》为主要作品的一系列研究。他提出“冲绳起源论”假说，强调冲绳和稻米在日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晚年重视起源论，看似和他之前的主张相抵牾，但实则是一以贯之的思考结果，是给二战后日本民族认同危机开出的药方，也是对“骑马民族征服论”的反驳以及对冲绳的同情之理解。在“海上之路”研究中，“语言”“生活”“他者”是三个关键词，最终表现为对细节的重视，这也体现出柳田民俗学“十指连心”的特点。《海上之路》开启了民俗学对海上的研究，但“冲绳起源论”假说的接受度并不高。20世纪90年代，柳田遭受了诸多批评，我们应正视他的研究，重视晚年的这段海上心路。 关键词：冲绳；稻米；《海上之路》；起源论；日语 岛屿的历史难以追溯，那些仅存的线索也终究被埋没。我对于这样的遭遇究竟还要忍耐多久？如今我已风烛残年，尤感落寞。 这是“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一八七五至一九六二）在《关于宝贝》一文中吐露的心声，读来不禁唏嘘。文章发表在《文化冲绳》杂志一九五〇年的二卷七号，那一年他七十六岁。十二年后，柳田离世，留下浩繁卷帙。在前一年，《关于宝贝》和其他八篇文章结集出版，成为柳田生命历程中最后一部著作。 后来这部以《海上之路》命名的文集被追认为柳田晚年最重要的一本书，成为研究其晚期思想最直接的材料。它由看似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编织而成，展现出的却是宏大假设，将冲绳、稻米和日本民族紧紧连在一起，勾勒出了一条日本人的起源之路。当然，这也是柳田本人的海上心路。他最初研究过深山之中的“山人”，后来关注着平原上的“常民”，晚年又将目光集中到了“海上”的种种细节，此种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里面有着时局的左右、学术风气的影响，沉淀着柳田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考，穿插着一位老人对个人生命史的回溯，以及对民族命运挥散不去的深切忧思。 一、我是谁：《海上之路》的研究背景 《海上之路》出版于一九六一年七月，而至晚从一九四九年起，柳田就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海上”：一九四九年四月，柳田编写《海村生活的研究》；一九五〇年，指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离岛调查”；一九五一年十月，筹划冲绳文化研究室；一九五五年五月，发表《南岛文化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直到一九六一年二月，八十七岁高龄的他依然出现在成城大学的讲坛，演讲“话说冲绳”。可以说，以冲绳为核心的海上问题是柳田晚年关注与研究的重心所在。 那么，为什么是冲绳？是什么让晚年的柳田认为“这是一件难以放弃、难以割舍的事情”？在《海上之路》中，他用不同笔墨展露了自己的心境。对柳田而言，冲绳是他心目中日本文化的原型，也是日本祖先迁徙的重要地点。他震惊于时人对海上生活的无知，强调冲绳对日本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并提出如下假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了寻求海上奇异的“宝贝”，携带着稻种和稻作技术从南向北漂流而来。携妻唤友到达冲绳一段时间后，因为水稻种植面积不足以及寻宝热情的衰减，他们又乘着日本暖流，经过冲绳来到日本列岛。因此，冲绳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日本民族认同的源头。 在柳田的学术生命中，晚年的“冲绳起源论”转向实在是个异类。要知道，二十世纪的日本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而排除“模糊暧昧”的起源论，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不是别人，正是柳田自己。柳田年轻时曾游历冲绳，并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不足以调转他的整个心力。促使他在生命最后时期走向冲绳的，不是年轻时的旅行，而是“二战”战败后导致的日本民族认同危机。 柳田一生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前期、昭和后期几乎整个近代，在他眼中，日本的战败是近代化以来所遭遇的最严峻的挑战。战败带给日本的，除了人力、物力、财力和领土的丧失，还有对日本天皇体系价值观的深刻怀疑。在那一时期，“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成为横亘在日本民族面前的根本性问题。对柳田来说，承受这一现状实在是苦痛不堪而又深感重任在肩。他的女婿堀一郎曾回忆： 先生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战后日本的前途了。对丧失了精神支柱，面临走向崩溃的危险的祖国和民族的将来，柳田日夜忧思。那一段时间，我是很清楚的，从那时候到他去世，我们几乎没有谈过家里的、经济上的任何事情。整天考虑的就是神道的将来和日本人的信仰问题。 重建日本民族认同成为当时知识界的共识。作为民俗学家，柳田给“我是谁”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我从哪儿来”，即到传统、历史中去找寻镇定人心、凝聚民族的力量。相比、经济的殖民化，他更担心文化的殖民化。作为济世助人的“国家性学问”，研究同胞的民俗学责无旁贷。就“我从哪儿来”这一问题，柳田从精神路径与现实路径两方面进行了构建。前者是关于日本人祖灵信仰的同构论，以“新国学谈”三部曲为代表，说明日本民族原本有着属于自己的祖灵信仰，而现实路径便是“海上之路”。 柳田对海上之路的强调，是厚积薄发的学术思考，也是对战后风靡一时的“骑马民族征服论”的反驳。战后流行起以江上波夫为代表提出的“骑马民族征服论”，认为日本不是农耕民族型，而是骑马民族型。统治日本的祖先是北方骑马民族，他们从半岛而来，征服了当地的农耕民族。平实来看，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柳田国男“水稻说”的重要性。就像佐野贤治总结的那样，“稻作—家—祖先崇拜”三位一体是柳田日本民族论的核心。柳田认为，水稻的传入应被写入日本历史的第一章，从皇室到民间，从祭祀到其他习俗，稻米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稻米（信仰）就是日本民族的核心（信仰），稻米民族才是日本民族的主体。因此，“骑马民族征服论”有着无法弥合的漏洞，注定无法说服柳田。在这个意义上，“海上之路”和“骑马民族”的分歧，不是迁徙方向问题，而是稻米问题。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柳田显得不容置疑，不可调和。《海上之路》中多次出现柳田对这种观点的批评：“（起源）问题虽然还没有答案，一些毫无根据的推论却已经在日本大行其道。……我认为应该不断使人提出新的假说，并通过互相对比来找出彼此的弱点，摒弃过于单一的趋之若鹜的做法。”与之相对的，是对人们漠视跟稻米有关的海上之路的痛心：“作为生活在四面环海的国家的人们，如今对海上之路的忽视已到了顶点。” 柳田对冲绳的强调也和冲绳在他心中的地位有关。冲绳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坐标，早在青年时代，柳田就对其抱持着强烈同情。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柳田代表日本参加国际联盟总会，却在会上遭受歧视。他将日本在国际上的境遇比作冲绳在日本的境遇，认为日本作为孤岛而被世界隔离的苦闷和冲绳被日本隔离的苦闷一样。西方和日本终究是种族隔阂，但冲绳和日本本不应这样。因此，当“二战”后日本以冲绳为代价换取和平和发展时，柳田拒绝接受时人对冲绳的淡漠。在福田亚细男看来，柳田是以这样的方式向牺牲了冲绳的日本提出异议，希望促进日本民众的反省。 二、我从哪儿来：《海上之路》的细节编织 海上之路研究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语言”。与大多数注重行为的日本民俗学家不同，在柳田国男那里，语言永远是第一位的，是研究中最丰富也最重要的材料。岩本通弥认为，柳田将民俗看作方法，他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以构建统一的日本民族文化。在《海上之路》中，这个论点可以得到进一步推展：柳田“通过语言”来接近民俗，再“通过民俗”进行海上之路的构建。 海上之路的核心是稻米，若要证明冲绳和日本文化具有同构性，就需要证明两地之间的稻米存在一致性，且冲绳拥有悠久的稻米传统。柳田是怎样“通过语言”证明的呢？他发现，在南方诸岛，人们将小面积的水面称为“komori”，而这个词在古日本作为“komorinu”被保存了下来。从“komori”出发，柳田发现现在日本水稻种植重视加固田垄和底部土地，或许正是由于以前稻田位于南方“komori”低洼地带，人们视降雨为唯一可靠力量这一习惯的基本残留。而且南方诸岛的几个被称为“古见”（komi）、“久米”（kumi）的地方，都能证明水稻种植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柳田从“niruya”这个语音入手，将水稻和“根之国”信仰坐实在了冲绳。通过考察“龙宫谭”的分类、“动物报恩”型故事、“卖花砍柴”型故事，柳田指出，经常出现在冲绳omoro（译作《草纸》，是冲绳最古老的歌谣集，在《海上之路》中多次被引用）表述中的“niruya”其实指的是一个神秘国度，后来改称“龙宫”，而在这个国度中，就诞生了水稻种子。因此水稻在冲绳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随着进一步调查，他发现“niruya”这个词的主干部分“ni”就是“根”。这个重大突破使柳田得出结论：niruya指的就是“根之国”，也就是“常世乡”。“根之国”是古老的词语，是祖先心目中的另一个世界，那不仅是亡人归隐的地方，也是给现在世界带来幸福和光明的源头，水稻就来自那里。柳田认为，这种信仰以及它留在冲绳的仪式都说明了其历史之悠久，而且也能和如今的日本文化找到接续之处。 在《海神宫考》中，柳田指出了口传资料的重要性：“未来的民族学若要着手研究古代文献几近全无、遗留物品腐蚀破碎、人类无休止迁徙的海上生活，最初应追求的资料必然是口头传承的内容。”柳田当然也知道语言的有限性和偶然性：“对语言的研究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然而如今已然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单凭语言研究，任何势不两立的假说貌似都能同时成立。”但是没有办法，沧海桑田，我们如今手握的唯有只言片语，也唯有在只言片语中去寻觅祖先的身影。 研究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生活”。柳田极为重视个人经验，那些生活世界中的细密感受随着时间发酵，渐渐成为他晚年研究的重要论据。在《海上之路》中，他提到年轻时曾三次在清晨看到椰子被海水冲刷上来：“它们跋涉了千里海路却依然不沾半点风尘地来到这里，令我吃惊不已。”后来诗人岛崎藤村家喻户晓的《椰子之歌》就是受到柳田回忆的启发创作而成。因为在心中留有重要位置，以椰子为代表的寄物，就成为海上之路的基本视点。柳田先是从寄物的漂流出发，继而去畅想一个民族的漂流。他认为，日本是岛国，不能不关注漂流。漂流最好的遗留物代表就是椰子。在梳理椰子出现的历史材料后，柳田总结道：“寄物的到来并非随机，其登陆的地点定有规律。”他继而做出假设：人的漂流也和椰子一样有迹可循，而且，人和椰子不一样，还要考虑返程问题，所以故乡必定位于不远的地方，也就是冲绳。 体现生活感受重要性的另一例子是“宝贝”。在柳田的假说中，冲绳之所以吸引祖先冒着生命危险，“不惜再度辛劳，携妻带小、呼朋唤友地前往”，就是因为那里蕴藏着大量的宝贝。“在当时人们还未铸造金银，甚至连山间闪耀光辉的石头都还未被挖掘的时代，在随处可见、唾手可得的物件中，没有比‘宝贝’更加耀眼、更加艳丽的了。换言之，强大的中原王者用尽一切方法从遥远的海之尽头为追寻‘宝贝’而来。”然而，这个假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冲绳本地是否产有罕见的宝贝也存在争议。在这里，个人经验又一次成为证据。柳田之所以这样笃定，和他本人对宝贝的印象不无关系。柳田曾说，现在的人并不理解失去光泽的宝贝所散发出的魅力，而他曾有幸在冲绳领略过其光辉：“我在三十年前曾经一度造访冲绳，当时有幸观赏了已故尚顺男爵收藏的‘宝贝’。……其颜色和花纹尤其耀眼夺目，至今我也无法忘记当时的激动之情。”书中多次提到这段经历，使柳田“第一次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第三个关键词是“他者”。海上之路研究有着强烈的他者在场倾向，除了要反驳“骑马民族征服论”外，柳田也时刻排斥着中国文化的侵入。柳田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微妙，他去过中国，所获见闻影响了海上之路研究的框架。他十分了解中国文化，但在作品里避而不谈。他强调冲绳的意义，却有意忽视冲绳土地上的中国色彩。对于志在构筑民族心性的柳田来说，中国是一个他不愿面对但又绕不过去的巨大他者。《海上之路》中随处可见柳田对中国文化的抵触，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侵入和人们的盲目接受严重损害了日本文化，诸如：“将‘nenokuni’这一我国固有的重要词语，草率地安在汉字‘根’的上面，其结果是人们对其长期的误用。……这不得不说是官方的一种过失。”对他者的警惕也是柳田格外注重日语，想从语言入手描绘海上之路的重要原因。他总是试图找到汉字背后更为“本真”的日语用法。可以说，这段研究始终伴随两个对立面：学术上的“骑马民族征服论”和历史上无处不在的“中国文化”。他者的对立存在，使得海上之路呈现出对绝对的一致文化的追求。但是，因为所用材料本就有局限性，很难一锤定音，所以为了维护这种一致，“海上之路”的编织最终走向了对细节的迷恋。 这也正是柳田民俗学的特点所在。他想要做的，是对断片的语言、记忆、传说、无意识的传承行为进行“毫无遗漏的仔细拾掇收集”，因为它们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心灵图景。在此，有着专业优势的民俗学所做的就是一项“十指连心”式的学问—从边缘入手，直抵心灵深处。 三、到哪儿去：“海上之路”的后续航行 在《根之国的故事》中，柳田写道：“海的文化体验在日本还尚未有像样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抱有的偏见导致的结果。”《海上之路》就是这样一本以“迷思”对抗偏见之书。此后，学界涌现出一些研究，它们大都旨在印证或反对柳田的观点，至今不绝。不过至于“海上之路”的接受程度如何，就笔者目力所及，可能并不高。原因之一是，时人对“骑马民族征服说”的普遍接受给“海上之路”的传播造成了困难。而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海上之路》的知识生产方式并不利于普及。这种由难以实证、捕捉的细节铺展开来，掺杂着个人记忆和语言碎片的学术成果，并不符合彼时研究的“科学化”规范。民俗学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地位和冲绳的文化问题也左右着这一假说的传播。 在对“海上之路”的接受中，子安宣邦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他将柳田的冲绳研究纳入一国民俗学的整体视野中，认为柳田一直以来就在寻找和构建着自己心中的“大和民族”。大和民族并非“烟涛微茫信难求”，其文化中心虽然已经消失，但在边缘地带仍有残留的痕迹。子安宣邦直言，柳田正是带着这种“先定的假象实体”走进冲绳的。因此，柳田国男的冲绳调查不是对冲绳的发现，而是对“大和”的发现。换言之，民族主义是柳田民俗学的底色，海上之路是在既有“大和”思想上的延伸，所以对它的研究也就变得“一眼可以望到底”。不是柳田发现了冲绳，而是柳田建构了另一个“冲绳”。 这种围绕民族主义的批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达到了高峰。小熊英二认为，柳田国男的“常民”论是一种意识形态论断，用想象出的单一民族论否定已经被证明的混合民族的事实。二〇一六年四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题为“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的演讲中，福田亚细男提到：“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村井纪所写的《南岛意识形态的发生》。这本著作给学界带来了很大冲击。他的观点是，柳田民俗学开始的时代，正好是日本展开殖民统治的时代，柳田的民俗学实际上是在为殖民统治正名。”然而，福田亚细男认为，对柳田的批评属于过度阐释，并不赞成把柳田看作为殖义服务。海上之路研究或许能够支持福田的看法。事实上，柳田晚年对冲绳文化地位的强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的。政府想做的是同冲绳做切割，柳田所做的则是不断地鼓与呼。他从不回避民俗学的经世济民性，但这不意味着民俗学要归顺于政府意志。相反，在柳田探求的民族传统和后人眼中的殖义之间，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事实上，日本学人对柳田的集中批评大约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横扫全球的解构浪潮与反思风气中，这类批评多少也有些“赶时髦”的意味。身处时代漩涡中的大名鼎鼎的柳田，自然无法避免指摘。 一水奔流，心照一生。“海上之路”就是柳田国男的海上心路！不论多少人赞同其假说，不论后世扣上怎样的帽子，对柳田而言，这段时光都是弥足珍贵的，是急切的、沉重的、孤独的，是感动的、好奇的、坚定的，是微不足道而又意义深远的。我想，就算是再挑剔的读者，在接触“海上之路”研究时，也不能不被柳田展现出的浪漫想象和家国情怀所触动。柳田国男于一九六二年去世，没能见证日本的经济奇迹。经济水平的增长、生活方式的改变、国际形象的提高使得日本的国民心态和“海上之路”研究时期有了明显的不同，这种新语境也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柳田的生命定格在了日本战后的阵痛期，如果能延长的话，相信他的“海上之路”研究会呈现出新的思考。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文章来源：《读书》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