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信宿帖》，纸本，30.9×71.7厘米。贵州省博物馆藏。

本帖为感激欧阳修与作《画锦堂记》的谢启。《昼锦堂记》后欧氏结衔为“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按《长编》治平元年闰五月戊辰（三日）：“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槩为吏部侍郎。”这个日期应是本帖的上限。又按蔡襄书《画锦堂记》具衔为“端明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长编》治平二年二月辛丑（十一日）：“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那么此碑应是蔡君謨杭州命下而尚未离京前所书，也当是本帖的下限。

欧阳修属文有“马上，枕上，厠上”之说，又相传晚年还不断修改旧稿，妻问何以自苦，永叔答谓：“却怕后生笑。”正是因为这点认真自律的精神，他的文章并非倚马立就的，何况此际他是应宰相又是挚友的韩琦所请。范公偁《遇庭录》云：“韩魏公在相（州），曾为昼锦堂记于欧公云‘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韩公得之爱赏。后数日，欧复遣介别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换此本。韩再三玩之，无异前者，但於‘仕宦、‘富贵下各添一‘而字，文义尤畅。”以今本《欧阳文忠集》卷四O堂记与蔡碑互校，“自悔罪於车尘马足之间”句后蔡碑多“而莫敢仰视”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志”后多一“於”字。显然都是书丹前所增益。若非鉴於蔡襄南迁而不得不定稿，永叔精益求精的意识恐怕还不会暂告中止。从这一贯的作风推测此记绝无可能在治平二年短短的一个多月前完成。那么本帖断於元年夏秋间是合乎逻辑的。

韩琦作为一个正臣，偏爱颜真卿也是情理中事，这当然也有时代风气的影响。但不杂他体在同时代恐不多见。文彦博《文潞公文集》卷六《寄相州侍中韩魏公》诗云：“晋公（韩滉）名画鲁公书，高出张（僧繇）吴（道子）与柳（公权）虞（世南）。幸得魏公挥宝墨，缘公楷法亦颜徒。”他的颜体尚有自家风格，与蔡君謨相比，韩琦显得更为浑厚朴拙，这无疑也是禀赋胸襟使然。

【释文】琦再拜啟：信宿不奉儀色，共（恭）惟興寢百順。琦前者輒以《晝逄糜洝罚ㄈ荩┮咨细桑硕灾^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為示，雄辭濬發，譬夫（江）河之决，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圈聳駭奪魄，烏能測其溕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