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二十世纪是个分水岭，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以前；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二战以后。二十世纪前基本上是欧美传教士为传播乃至研究主体；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是以法国的汉学家为主；二战以后美国成为超级强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一流的高等教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在研究队伍的质量数量还是研究的成果，在西方都是领先的。下面简略介绍其发展历程。 1、二十世纪以前 二十世纪之前欧美社会及知识分子对中国和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基本上是透过传教士的报道。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是一个礼仪周备、理性文明的国度，不过也有纵欲、迷信、妇女地位低下等落后现象。1685年，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这是欧洲汉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 十八世纪中期以前，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讲究礼教的幸福国度，在上层知识分子心目中，充满对中国礼仪的憧憬。元人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在欧洲的遭遇就是一个明证。康熙二十八年（1689）,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将元人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并由另一个传教士杜布卢斯带回法国。1753年，这个剧本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上，这大大激起了当时的欧洲对遥远的神秘东方古国的好奇心，在欧洲激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出现了四个改编本：法国伏尔泰、英国威廉•哈切特（Willima Hatchrtt）、亚瑟•谋飞（Arthur Murphy）的《中国孤儿》，意大利梅塔斯塔齐奥（Pietor Metastasio）的《中国英雄》，这当中最重要的当推伏尔泰的改作。启蒙主义者伏尔泰（Voltaire）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非常心仪。当他看到英国人爱德华•凯夫（E. Cave）翻译的《赵氏孤儿》后非常兴奋，认为“这出中国戏，无疑是胜过我们旧时代作品的”，在“情趣和美德这两方面，都是我们近代作品所欠缺的”。于是把它改成《中国孤儿》，并要求演出时，所有的服装、道具和布景都是中国的。1755年，当改编后的《中国孤儿》在巴黎国家剧院上演时盛况空前，几乎轰动了整个巴黎。在伏尔泰之后，英国谐剧作家亚瑟•谋飞又根据马若瑟和伏尔泰的本子改编了《中国孤儿》，于1759年4月到5月中旬在伦敦德如瑞兰剧院连续上演了九场。18世纪，《赵氏孤儿》传遍欧洲，欧洲人对它的接受，心理和动机各不相同，这在下面章节还要深入分析，但无论如何，它是中国戏剧文化西渐的先声，也是中外戏剧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它在欧洲的“中国热”中传入，又将这股“中国热”推得更高。18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国家先后演出《中国女奴》、《中国偶像》、《归来的中国人》、《文雅的中国人》、《中国谐角》等与《中国孤儿》名字近似的以中国为内容的戏剧，一些名作家、名演员也争相编写和出演中国戏剧，就连一些著名的剧场也以出演中国戏剧为荣，这股“中国热”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初。但是，在这股中国热浪下也潜伏着一股寒流。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发布禁海令，自辽东到广东，近海居民各内迁三十里，实行闭关锁国。第二年，西方传教士汤若望下狱免死，废其所进二百年历。康熙十七年（1678）,再次严申海禁。这一列闭关锁国及向西方示恶的举措，使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另眼相看。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优美形象逐渐破灭，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黑格尔等都把中国看成静止的黑暗国家。 十九世纪开始，中国与欧洲接触频繁，耶稣会士重新来华，一些新教教士深入中国腹地，他们在传播西方福音的同时，也从事写作介绍中国风俗文化，从事字典的编撰和中国经典的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介绍到西方亦从这时开始。欧洲的学术机构也开始设立汉学讲座，职业汉学家开始出现。在这方面，法国走在前头，继而是英国和荷兰。1814年，法兰西学院聘请卢缪沙（Abel Remusat）为第一讲座；1825年，英国伦敦的东方研究院也开始教授中文；1855年，荷兰莱顿大学也设立汉学讲座，迄今仍是世界上汉学重镇。它出版的《通报》，百年来一直是很有份量的汉学研究期刊。 2、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 比较严谨的汉学著作开始出现。1900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首次将《史记》翻译成法文，共五大卷，并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中国史。沙畹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出版了第一部研究中国宗教的专著《中国的宗教》，专著中特别注重对中国家庭和宗教仪式的研究。另一位汉学家韦伯(Max Weber )在其专著中更着重于探讨中国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官僚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914年，德国诗人庞德为法国汉学家波蒂埃翻译的《四书》英译本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迫切需要孔子》。在为青年诗人所开的书目《读诗ABC》中，他认为荷马和孔子最重要。及至1945年，庞德在意大利被美军逮捕入狱时，随身只带了两本书：《孔子文集》和《汉语字典》。19世纪20年代初，法国的一批象征派诗人马拉海、克洛代尔（Clandel）、亨利•米修（Henri Michauve）、维尔伦（VerLaine）因不满西方艺术的传统格局，开始把寻求的目光投向东方，克洛代尔和亨利•米修还亲自来到中国，实际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思想中的“无名、无功、无我”所谓“逍遥之游”对这批西方象征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象征派的“超越万物”、“摆脱一切羁绊，追求绝对自由”的思想主张与老庄上述主张在精神上有共通之处。 3、二战以后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经济力量的迅速提升带动了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较快拓展，1949年以后，一部分学者移居美国或从香港辗转赴美，也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品质提升，终于超过西欧和前苏联，成为海外汉学的头号重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美加汉学研究，以东海岸的哈佛大学和西海岸的华盛顿大学独占鳌头，到六十、七十年代出现多元并立的局面，出现了象夏志清、高本汉、、唐德刚、叶嘉莹、王靖宇、孙康宜、高友工、刘若愚、李豪士、斯蒂芬•欧文、奚如谷等一大批华裔或美加本土的汉学家。另外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也产生较大变革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开始以西方文艺观尤其是二战以后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来诠释剖析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欧洲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基本上是沿袭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及“知人论世”、“以志逆意”的社会历史学方式以及训诂考据的文献学方法。如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Dr. Bernhard J. Karlgren）就是用传统的训诂考据学完成其代表性的专著《国风注释》、《小雅注释》和《大雅与颂注释》。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开办者，也是今日诺贝尔文学奖中唯一能阅读中文的评委马悦然，也是继承乃师的研究方法，在《诗经》研究上作出斐然之成就。但美国学者在二战后多将当时产生的一些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如新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论等去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对中国传统的古典诗歌理论与方法却重视不够，尤其对古典诗韵更很少有人触及。如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教授就用新批评来诠释中国古典文学力学理论，力图建立一个新的界域，并与康奈尔大学的梅祖麟教授一道将新批评介绍到，从而在六十年代末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引发一场大辩论。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中国诗的艺术》和《中国文学理论》这两本代表性的诗学理论专著，就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中国诗话和文学现象，特别是采用四十年代流入美国、五十年代达到极盛于的李维史陀（semantic）和雅克慎（Roman）的结构主义理论，用现代语言理论探讨诗的特质，如他认为“境界”并非内容，而是一种从诗的字句结构里呈现出来的特殊的存在形式；而“语言”也非仅仅指技巧手法的总和，而是诗人运用语言的全部表达方式。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欧文评价《中国文学理论》时，将其誉为“目前试图总结中国各种文学理论的第一部英文专著。它简洁透辟，对那些寻求蹊径、希图深入研究这一错综复杂、至今尚属冷门从西方学者来说，意义深远”。 霍克思（David Hawkes）也认为这部专著为他人研究“设立了学术规范”，“极有裨益”。 可见刘若愚采用的这种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观念，得到了美国汉学家较为普遍的认同。 第二，在使用西方文艺思想尤其是新的研究观念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过程中，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也有于这些新的文学观念产生时间不久，未经过长期文学实践的检验，因此在诠释中国古典文学时产生一些弊端，这些弊端已引起一些美国汉学家和研究者的注意，一方面对此进行批评改进和自我反省，一方面力图以东西方结合互补的方式加以解决。高友功和梅祖麟在其合作发表的《唐诗的语意研究》中，一方面采用了西方结构主义之父李维史陀（semantic）和雅克慎（Roman）的对等原理来探讨唐诗的特质，一方面又修订了雅克慎的结构主义理论。文章认为：在结构分析中，光是“对等原理”不足以代表诗的精华，语法、语意功能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语言上也不能像雅克慎那样只注重“诗语言”，“普通语言也是其重要支柱”。他们在对杜甫《秋兴》作文学分析时，就以《秋兴》第三首中的第三、第四行为例，将中国传统修辞学、音韵学与结构主义的“对等原则”结合起来 。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位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的文学批评观与李维史陀相近，但他在实际分析中并没有照搬结构主义的简约（reduction）方法。他在分析《红楼梦》时，就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其论析《红楼梦》的英文专著中，他以相当长的篇幅探讨了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认为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用 “二元补衬”来解释“阴阳”，又以“多项周旋”来说明“五行”，并根据“二元补衬”原理将《红楼梦》的120回重新组合，以说明《红楼梦》在结构上的二元特色。 关于这方面的特点，在第三编《全球化语境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应对》中还要详加讨论，这里从略。 第三，二战后的美国汉学界，凭借着庞大的研究经费作后盾和日渐起强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产生了一些群体性的、长期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成果。如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美国的亚洲学会中的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就整合美国、中国以及海外各国汉学家共同研究儒家思想，在1951——1962年的十二年间，出版了一系列的儒家思想学术论文集。再如由印第安那大学柳无忌和罗郁正教授合作编撰的《葵晔集——中国诗歌三千年》，收集了上自《诗经》，下至诗词三千年间中国古典诗词精华，遍及五言、七言律诗，乐府、古体、绝句、词、散曲，约请数十多位参与翻译，并对每首诗词作注释和赏析引导。该书1974年出版，迄今为止，仍是西方翻译最完备的一部中国古典诗歌总集。再如波士顿豪尔出版公司出版的大型丛书《泰恩世界作家丛书》中的中国作家专辑，由亚利桑那大学中文系屠茨教授主编，其中包括戴维斯编撰的《杜甫》，李豪士的《柳宗元》《皮日休》，李珍华的《王昌龄》，华格纳的《王维》，巴兰卓里的《元稹》，詹玛丽的《高适》等数十位中文学者编撰的数十位中国古代作家作品。另外，像白居易、李白、岑参、刘禹锡、杜牧等等的全集也都在美国有译著出版，李豪士的《史记》全译校注本历时八年业已出版。 第四，欧美之间传统汉学与当代汉学的分歧逐渐加大，呈现不同的研究趋向。 美国在二战以后兴起所谓现代汉学。现代汉学与传统汉学之间不仅有上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法上的差别，在研究对象、学科类别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传统汉学是以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现代汉学则是以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化、社会、风俗民情为研究对象；前者指向人文现象，比较单一；后者属于社会学，比较宽泛；前者的研究方法朝向人文现象的“特殊性”，后者倾向于人文现象的 “普遍性”；前者研究的主体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后者则包括社会学家、学家乃至经济学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两派的分歧并未调和且有扩大的趋势，正如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许理和（Erik Zurcher）教授所说的：“比起1960年以后的美国，欧洲的中国现代、当代研究发展略显迟缓。欧洲传统汉学直到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才领教了这个急速发展成长的双胞小兄弟。在许多欧洲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当代中国研究的欣欣向荣曾导致双方的误解和紧张。这股 ‘新兴势力’（通常非由《四书》陶养成器，而是受学、经济学训练）指控传统汉学家是已经僵滞的老古董；汉学家则为当代中国专家打上浮浅和化的标记”。 当然，除了美国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欧州和西方各国汉学研究也有相当的发展，其中仍以法国居于欧洲领先地位。据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及资料中心主任裴天士介绍 ，法国目前关于中国研究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共有500多名，主要的研究机构和设有中国研究的高校有100多所，其中法国远东学院就有亚洲专家三十多名，从事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人类学、建筑学等方面当代研究 。另外像像法国国家科学院民族学与比较社会学研究所的女性文学研究、民间道教研究；法国国家科学院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组的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域外汉学研究，巴黎第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等。英国目前设有中国研究的高校有23所，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剑桥大学东方学部，杜伦大学中国学专业和爱丁堡大学汉语专业等。在这些大学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者至少有180名左右（包括40名左右在国外工作的英国学者）。其中研究古代的约占30%；但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学者中，研究人文科学的则占80%以上。但在人文科学研究中，主要的不是文学而是艺术。目前英国只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组织——英国汉学学会，每年九月举行三天的年会。出版一册《英国汉学学会会刊》 。二战以前，德国研究汉学的重镇是柏林的鸿博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汉堡大学。二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也较以前有较大的发展。1965年，前西德联邦政府在鲁尔工业区创办鲁尔大学，同期成立欧洲最大的东亚研究中心，下设中国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中国历史、韩国语文等二十四个研究单位，其规模直至今天，也是欧美最宏大的东亚研究机构。另外在慕尼黑大学、科隆大学柏林自由大学海德堡大学设立了东亚研究所。目前德国共有20多个汉学研究机构，其中鲁尔大学、汉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是鼎足为三的德国汉学研究中心 。加拿大的汉学研究的主要基地是“加拿大亚洲学会“，以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维多利大学、多伦多大学、阿伯塔大学、约克大学和蒙特利尔大学的亚洲学系。但汉学家很少，大学的汉学教学和研究主要是从国外聘请。国内主要代表者仅叶嘉莹、陈幼石、施文林以及叶嘉莹的学生施杰瑞等数人。以上这些美国以外的汉学家和汉学研究者在二战以后也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专著，如上面提到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诗经》研究；加拿大的华裔学者叶嘉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中国词学理论》、《灵豀词说》（与缪钺合作）、《清词丛论》、《迦陵论诗丛稿》，陈幼石《古典散文的形象与思想》，施文林的《元散曲研究》以及叶嘉莹的学生施杰瑞的《杨万里》和《吴文英与南唐词》；法国汉学家浩的域外汉学研究，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的《中国文学史》，胡若诗（Flouce Hu Steik）《唐诗中的镜与知》；德国柏林大学顾彬教授的中国诗学研究和陶渊明研究；匈牙利汉学家杜克义《三至六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等一系列诗学、词学论著，在汉学界、尤其是有着较大的影响。 （二）欧美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概况 1、诗文研究 欧美的中国古典诗文研究迟于中国古代戏剧和小说，一般来说从18世纪中叶才开始，研究对象也多在先秦至宋代，并集中在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文选、陶渊明、李白、寒山、杜甫、白居易、李贺以及宋代的苏轼和周邦彦、柳永等几位诗词大家。至于元代以下主要是戏剧小说，诗文很少有人触及。但就其影响来说，诗文并不低于小说戏剧，在德国对创作的影响比戏剧小说更大。 先秦至六朝诗文研究 欧美的《诗经》研究是从德国的译本开始的。1833年，理查德（Friedrich Richerd）将《诗经》三百多首诗篇译成德文出版，在德国学术界引起震动。1880年施特劳斯翻译的《诗经》出版，斯氏著名的汉学家 ，他的诗经译作堪称一流。格鲁伯在《中国文学史》中曾称赞到：“由于施特劳斯不可超越的翻译，使《诗经》成了我们翻译文学中最完美的宝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对中国的道家哲学和抒情诗很感兴趣，汉学名著被译介更多。其中一位叫伯特格的，在1929年出版了一部用中国诗歌改编的诗集叫《中国的笛子》，其中就有一首叫《将中子》。英国对《诗经》的译介始于十八世纪后期的汉学家威廉•琼斯，但他只翻译过《诗经》的片断。在欧美研究《诗经》的代表人物是瑞典的高本汉（Dr. Bernhard J.Karlgren）和他的马悦然。高氏在翻译了《诗经》后，从1942年开始，陆续发表并出版了《国风注释》、《小雅注释》、《大雅与颂注释》等专著。 《楚辞》的第一个译本也是德国人完成的。1852年，费兹曼在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发表《<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费兹曼的中国文学程度兵部高深，加之屈原的作品多用比喻象征，因而读者对这部译作觉得“莫名其妙，对德国人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继费兹曼之后，1870年，法国汉学家圣•德尼侯爵在巴黎出版了《离骚》的法译本，译文前还附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节译，并在“前言”中对屈原的生平创作作了介绍，阐明《离骚》的特点是“把自己的哀诉和富有传奇色彩的幻想糅合在一起”。，“把自己的思想淹没在一些隐晦的词组之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根据作品中显露出来的简洁形象去完成自己的欣赏”，而且这种表达手法一直为中国后代的文人所沿用。《楚辞》译著中规模最大的是英国学者霍克斯（Derbert Hawkes）于1959年翻译的《楚辞——南方的歌》，他包括屈原、宋玉、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霍克斯对《楚辞》的评价很高，他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中国古典诗歌方面的知识，几乎全部建筑在《诗经》和《楚辞》的研究之上”。作者在这部专著中，还对《楚辞》中的每首诗歌的历史、结构、风格与主题逐一进行分析和探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由对《楚辞》的翻译过渡到研究，出现一批论文和专著。涉及到屈原其人的真实性，《楚辞》与巫术的关系，对楚辞内容和形式的分析等等，如美国学者海陶玮的《屈原研究》，针对一些日本学者否定屈原这个人物的真实性，认为屈原还是实有其人，但由于司马迁的传记像一篇传奇，屈原也就成了文学型的人物。他认为历史上可能有个关于屈原的传说，并与传说中的龙舟节结合在一起。英国学者韦利的《<九歌>：古代中国的巫术研究》在每首诗之后，都着重解说诗中所涉及的巫术情况。他在《求湘妃之所在》这篇专论中，他更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湘君》这首诗是写给巫者在水上祭神用的。并认为在早期巫术文学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出列举宇宙方位的情形。陈世襄《论时：屈原发微》专门分析《离骚》中时间词语的运用，认为屈原笔下的时间概念，既不同于《庄子》、《孟子》，又不同于古代西方人的认识。他认为《离骚》“通篇充满动作和活力，其特征是与‘时间’的性质相结合”。欧美学者在研究《楚辞》时还多做比较研究，如德国学者卫德明的《<天问>浅释》将《天问》与古印度的《梨俱陀经》进行比较指出这种诗歌形式和它所涉及的神话、传说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王靖献的《衣饰与追求》将《离骚》与英国寓言《仙后》进行比较。 汉魏六朝文学中，欧美学者研究相对多一点的是《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但都比《诗经》和《楚辞》的研究迟得多。1962年巴黎出版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主编的《中国古诗选》中首次收录了《古诗十九首》的全部译文。在书前的长篇导论中，戴密微给予《古诗十九首》很高的评价，认为“《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优美的诗歌。这种五言诗保持了民歌特色，且具有完美的艺术技巧”。戴的桀溺（J. P. Dieny）更是专攻这部论著，在1962年出版了专著《古诗十九首》。全书分为翻译、注释和“结语”三部分。在“结语”中，桀溺从《古诗十九首》的抒情特点、结构艺术和悒郁气质三方面加以论述。中国评论家如钟嵘认为《古诗》的源头是“国风”，现代又有人认为《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间也存在继承关系，作者认为这两种解释都不足以评价《古诗十九首》的文学成就。“《古诗十九首》预示着一股独特的更新力量”；“进行了一种文学，开创了一个新世纪。不仅就其民歌的形式，而且就其哲学思想来说，这些作品是属于自己的时代的。《古诗十九首》成功地综合了所有这些特点，创造出新诗体新精神。他们把传统、民间艺术和现代意识融为一体。在这种结合上，古典诗歌萌芽了”。 西方的陶渊明最早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1776年至1814年的法文刊物《中国丛刊》上陆续刊登有陶渊明诗歌的译文并附有简单的介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法国留学的梁宗岱将陶渊明的十九首诗歌和几篇散文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回信中说：“李翻译的陶潜的诗使我神往，不独由于李稀有的法文知识，并且由于这些诗歌单纯、动人的美。它们的声调对于一个法国人是多么熟悉！从我们古老的地上升上来的气味是同样的”。与此同时，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雷里也在梁宗岱的译诗单行本“法译陶潜诗选序”中，称赞陶诗在“极端的精巧”之后达到“极端的朴素”，将陶称作是“中国的维吉尔和拉•封丹”。西方首次对陶渊明进行专题研究的是俄罗斯汉学家艾德林，（这将在俄罗斯部分加以讨论），英国的汉学家戴维斯则对陶渊明作出不同的解读。戴氏专著《陶渊明——他的作品及其意味》中认为：以一种的角度来处理陶渊明的生命意义和全部作品意义，认为他的退隐是有意的行为，他的作品是一种批判，这种很流行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作者认为，这只是唐宋以后的儒者以自己的信条来测度陶渊明，力图找出隐藏在陶渊明诗歌和行为中符合儒家传统的东西。作者认为陶渊明的生活信条并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陶渊明的成功在于诗人聪明的形象涉及。作者采用西方的心理美学和接受美学来分析这种自我设计的种种特征，指出：陶渊明之所以受到后世崇敬，是因为他的自我形象是美的，这是一个文学创举。陶潜成功的从世俗间退隐，但并不孤高的成仙成道，他和蔼可亲，从而乐于为人接受。自我贬抑或嘲弄在陶的形象形成中显得十分突出，这种真实的风度往往成为一种美学风格为人所欣赏。正是陶渊明这种有效的自我形象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戴维斯还认为，陶诗中的艺术因素并不浓厚，陶本人的艺术修养、文字驾驭能力并不具有天才的品质。但陶渊明是成功的，因为他努力去为他有限的生命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他并非有什么宗教抑或神秘的信仰，他对生存意义的回答是一个诗意的人生。以上见解确实独到，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能苟同但确实可以耳目一新。德国的陶渊明研究也是在二十世纪初。1898年，弗尔克（Alfred Forke）出版《陶渊明：桃花源》，对陶渊明的生平作了简介，对陶诗的评价是“精彩绝伦”，但无新见。1912年，白哈蒂出版《陶渊明的生平及其诗歌》，1915年又与查赫合作出版《陶渊明》，也只是在介绍上详尽一些。 唐诗研究 在西方，最早翻译唐诗的是英国汉学家索姆•詹尼尔（Soame Jenyne,1701–1787 ），以后陆续有英国戴维斯编译的《中国诗选译》（1829），法国汉学家德韦•圣•德尼的《唐诗》（1862）。墨西哥的文学史家弗朗西斯科•蒙德斯•德•奥在其《文学的进程》中首次分析了唐诗繁荣的原因，认为那是由于唐朝同海外国家建立了更多的联系，接触了新的美学和诗歌韵律，从而发展了新的诗体。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文学史或对唐诗的综论，如：1902年德国威廉•格鲁特《中国文学史》，1926年利哈德《中国文学史》，1982年恩格•弗诺夫《中国文学史》，以利亚娜•霍加《中国文学史——从远古到唐代》以及保尔保尔•雅各布的《权力的休憇——中国唐诗》。《唐代佛教诗人》等。西方对唐诗的研究主要涉及唐诗的分期、总体研究和意象、特色、价值等专题研究，最受关注的诗人是王维、寒山和李白，杜甫的吸引力也逐渐加强。李贺因其诗风接近于西方的印象派，也特别受到青睐。 关于唐诗的分期，西方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看法。美国汉学家就不同意“初盛中晚”这种分法，认为这完全基于王朝力量的升降，有点牵强，他将唐诗按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形成阶段（618－710），以初步探索和质朴为标志；充分成熟阶段（710－770），以巨大的创造力和精湛的艺术为特征；精致透熟阶段（770－990—），以趋向语言的夸饰或奇异风格为特征。在综论方面，斯蒂芬•欧文（Dr Stephen Owen）的《初唐诗》和《盛唐诗》是欧美学者带有原创性的两部唐诗断代研究专著。在《初唐诗》中，他首次系统地寻绎了从六朝宫体到初唐乃至盛唐诗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将盛唐诗歌的断代也一反传统的肃宗大历年间而一直延续到八世纪末的德宗贞元年间。在《盛唐诗》中，他首先探讨初唐和盛唐诗的关系及盛唐诗的特征，并将盛唐诗人分成“京城诗人”（如张九龄、王维等）和“非京城诗人”（如孟浩然等）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高适、岑参等三大系列，并指出他们在诗歌创作和体裁上的不同取向。一般认为是中唐诗人的顾况、韦应物和皎然也纳入盛唐诗人范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眼光。专著中还将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列专章研究。在当时的欧美，对这几位边塞诗人仅限于翻译其诗作，还谈不上研究，因而也是开创性的。耶鲁大学夫兰柯尔教授与刘若愚齐名的美国汉学界前辈。他是位研究乐府的专家，在唐诗方面的专著《李花和宫女》，对唐诗的形式和特色都有精到的见解。高友工的《唐诗的意蕴、隐喻和典故》以及他和梅祖麟合著的《唐诗的句法、用字和意象》仍是采用李维史陀（semantic）和雅克慎（Roman）的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唐诗，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与日本的白居易热相映成趣，欧美尤其是美国对王维的兴趣很大。究其原因，可能是诗中反映出恬静安谧和西方的田园牧歌较为接近，王诗中对“空”、“寂”的追求和宗教的禅趣也引起西方人的神秘感。另外王维诗歌较少典故、句法平易、意象具体，也便于西方人翻译和理解。美国学者研究王维有几部代表性的著作：张南音（Chang Yin_nan）和沃姆斯利（Lewis C.Walmsley）的《王维诗》（1958）该书选译王维诗歌167首，是英译本中最多的。序言中称赞王维诗歌“自然”、“朴素”，能“高度利用汉诗表达方式的固有优点”。认为王维诗歌神秘主义者，并和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作比较。沃姆斯利（Lewis C.Walmsley）的《画家兼诗人王维》是用英文撰写的王维传记。书中大量介绍有关唐王朝和中国绘画史知识。介绍王维生平偏重于轶闻，学术上严谨不够。叶维廉的《藏天下：王维诗选》（1972）在其序言《王维与纯粹经验》中，完全采用庞德、休莫的客观经验论来解读王维，认为王维的世界是非人格的、圆寂的世界。而且进一步认为中国诗歌一般都具有这种非人格性，即作者力图在诗中消去诗人的信息。罗宾逊（G.W.Robinson）《王维的诗歌》（1973）的观点与叶维廉相反，在序言中称赞王维“热情内向，痴好沉思”并且不汲汲于名利，“大概只是为了社会与持家计才居官的”。近来美国关于王维的论著还有陈希和威尔斯的《王维诗选》，余宝林的《王维诗选》（1980）等。王维诗歌最早的译文见于1862年法国汉学家德韦•圣•德尼的《唐诗》。最早的法译本则是1941年刘金陵（Liou Kin－ Ling）的《诗人王维》，全译或摘译了王维的244首诗。译者用了七十页介绍王维的生平，试图“解析出激发灵感的重要主旨”。内容包括王维的佛教思想、对大自然的热爱、亲友之情、忠君思想、爱国主义、对美德的热爱和褒扬等等。1968年，皮埃尔•道丹（Pierre Daudin）《王维的佛教理想》出版，本书旨在“清楚的表达出诗人对佛教和禅理的感情”。序中着重介绍王维与佛的交游以及对佛教生死观的态度。另外保尔•雅各布在《唐代佛教诗人》中也翻译了王维的诗篇。 从1958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寒山热”，许多著名学者纷纷选译寒山诗，二战后出生的当时所谓“跨掉的一代”将寒山奉为他们的宗师争相效仿。美国的寒山诗译本有三种，译者分别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史奈德（Gary Snyder）和华生（Burton Watson）。其中华生译本《寒山诗一百首》在其“序言”中从宗教感情和文学性的结合来解释了美国人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寒山诗的原因。作者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二战以后的美国人出于对“文明的人工化和违反自然”的不安，转而对禅宗很感兴趣，称之为“亚洲流行冒”。但佛教没有能使中国诗坛产生像弥尔顿《失乐园》那样富有宗教色彩的作品。中国诗歌中以佛教入理的作品很多，但多是为了说教，文学价值不高。有些一流的诗歌也反映了佛教境界，但仅仅是一种淡淡的情绪或诗境的衬托。寒山诗则是个例外。他的上乘诗歌多半包含着深刻的宗教感情。华生认为，仅就这一点来看。寒山诗也应在中国诗歌史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汉学家，他在寒山诗的译本“序”中甚至认为寒山不是人名，也非人们常说的山名，而是“一种心境”。“‘寒山’时而指诗人隐居的山名，更多的时候是指他顿悟以后的心境，象征着物我合一、主客合一”。寒山诗对当时美国“跨掉的一代”行为和创作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嬉皮士们模仿寒山衣衫破烂，长发飞扬，举止随便，自乐其性。思想上更是效法寒山蔑视权威、反对现存秩序，挽回自我。另一位寒山诗译者加利•史奈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普利策奖获得者，他的行为也仿效寒山，住在加州一所远离尘嚣的山区房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创作也深受寒山诗的影响，他的第一本诗集《敲打集》就发表在寒山诗译本后第二年，内容也是反映诗人悟道的心路历程。在美国嬉皮士心目中，寒山和史奈德是两位并列的宗师。寒山诗对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影响，可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近五十年来，西方对李白的研究逐渐超过《诗经》和陶渊明，除俄罗斯外，知名的有关李白的译注也在十种以上，如意象派的代表人物美国庞德的《隐者书信》，埃米•洛威尔的《松花笺》，罗伯特•培恩《白驹集——中国诗歌选》，柳无忌和罗郁正编撰的《葵晔集——中国诗歌三千年》中的“李白诗集”；英国阿瑟•韦利《李白的诗歌及其生涯》；法国保尔•雅各布《李白诗选》；匈牙利琼戈尔《李白诗选》；罗马尼亚艾乌塞比乌•卡米那尔的《李白诗选》和阿德里安•马纽的《李白诗选》等。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是这样解释李白在西方受欢迎的原因：“在唐代诗人里面，欧洲大家最知道的就是李太白。至于中国，他的位置，常常同杜甫发生问题，理由是李太白同历史关系没有杜甫那样密切，所以在译本里他的诗似乎容易接近一些，所以他比杜甫容易落在翻译者的手里”。 墨西哥的文学史家弗朗西斯科•蒙德斯•德•奥在其《文学的进程》中对李白性格也有精当的分析。他指出：李白诗中的英雄形象诸如剑客、嗜酒的豪客以及民间的英雄，在诗人的诗作中很少看见，这与李白的浪漫个性、豪放气质有关。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李白的诗作如《月下独酌》翻译的非常准确。埃米•洛威尔的《松花笺》中附录了一些唐诗，它引起了大诗人歌德的兴趣，他改写了其中的几首，有首是这样改写的：“你要萦绕我清净的快乐吗？让我对着我的酒杯。同别人在一块儿，别人可以教益我，但真正的快乐的时候还是独自一个人” 。这首改写的《月下独酌》，比起弗朗西斯科•蒙德斯•德•奥的译文，更得其神髓。但德国诗人学者改写、翻译得包括李白在内的中国诗歌，错处和误杜太多，就像卫礼贤所指出的：“大部分的翻译，都充满了误会”。陈铨在其专著《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抒情诗对德国文学的影响，比戏剧小说大。大部分的翻译，自然是错误很多。比较正确的要算查赫瓦奇、卫礼贤、佛尔克伯、哈蒂康亚蒂，他们的翻译给改写的人提供了科学的基础。至于从别的语言转译来的诗，没有科学也没有文学的价值”。 在西方，杜甫研究迟于诗经、楚辞、陶渊明，也迟于同时代齐名的李白，一般来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俄罗斯之外，欧美研究杜甫的几部专著是：安德伍德（Under Wood）的《杜甫——月光下的中国游吟诗人》（1924），罗伯特•培恩《白驹集——中国诗歌选》，柳无忌和罗郁正编撰的《葵晔集——中国诗歌三千年》中的“杜甫诗集”，威廉•胡(William Hung)《杜甫：中国大诗人》（1952），洪业《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诗歌注释》，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杜甫浅谈》（1967），戴维斯(A.R.Drabam)的传记《杜甫》1971）。杜甫研究，前苏联要更充分一些，将另章述论。 中唐诗人李贺由于其创作手法近似于西方的象征派和唯美主义，他的鬼神诗也使西方读者自然的联想起撒旦和波德莱尔。诗人余光中说：李贺“是西方特种文学‘主义’的‘无意为之’的先驱”。所以，在欧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几乎与李白、陶渊明相等的地位，而且是比较文学的首选对象。李贺诗歌的译本，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汉学家傅乐山的《李贺诗全译》和费罗德萨（J.D.Frodsham）的《李贺诗》（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格雷厄姆（A.C.Graham）的《晚唐诗》中也录有李贺的作品。李贺的传记有澳大利亚学者玛格雷特（Margaret Tudor Smith）的《李贺》以及美国学者杜国清的《李贺》。西方李贺研究者最著名的是傅乐山和杜国清。格雷厄姆在《晚唐诗》中将李贺与西方现代派鼻祖波德莱尔作一比较：“李贺使许多读者想起波德莱尔，两者间的类似并非纯为假象，但在某一方面却能令人误入迷途。当我们知道他被称为鬼才，注意到他明显的集悲观、好色、唯美主义以及萦绕着神秘力量的想象于一身时，就会倾向把它当作19世纪的‘邪魔诗人’。但西方意义的‘邪魔’有着教的背景，李贺之‘鬼’一般来说不是恶魔，而是幽灵，一种令人伤感却不坏歹意的东西。李贺的描写也没有任何和淫恶的含意，他的悲观情绪里也没有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而这在被原罪所困扰的西方艺术家身上，这是可望见到的”。杜国清在其专著《李贺》中也将李贺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一全面比较。《李贺》一书还从李贺的生平、诗歌语言、意境诸方面对李贺诗歌进行全面的评价。作者认为：李贺诗歌着重抒发一种经历奢华后而产生的沉闷和压抑，以及怀才不遇的沉郁。李贺诗歌有三种境界：神境、冥境和凡境。无论是一些传达体验纯粹美的空灵之作，还是主体意识的渲泄之作，本质上都是李贺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李贺诗歌在语言上也有所创新，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它富有引起美感的意象，这些意象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作者认为李贺诗歌艺术特征是“幽明奇丽”，前二字指境界，后二字指语言。作者最后认为：李贺是位“鬼才”，他不同于诗圣、诗仙之处在于：他总是努力尝试着欣赏生活，但却总是被时光的流逝所压迫，被死的阴影所笼罩。傅乐山则认为李贺诗歌的艺术核心和本质，是“李贺对于禅宗或萨满教的情感，对于生死界与涅槃最终同一的认识”。还有的学者将李贺与济慈以及特拉克尔作比较。 宋词研究 欧美的宋词研究主要力量在美加，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刘若愚和孙康宜，加拿大的叶嘉莹。起步时间大致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比起诗歌、小说和戏剧研究都要迟。刘若愚词学专著《北宋主要词人》出版于1974年。全书六章，分别介绍了北宋六位大家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苏轼和周邦彦。每章都有作者简介、作品分析和评论。另外还介绍了一些声律、用韵方面的词学知识，便于西方读者了解，属于通俗读本。叶嘉莹是位享誉海内外的词学专家，现任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终生教授。一生著述甚富，词学方面的著作有《中国词学理论》、《灵豀词说》（与缪钺合作）、《清词丛论》、《迦陵论词丛稿》等。叶氏论词，立论常引王国维和常州词派张惠言的观点，始终把诗歌的兴发感动的生命和作用作为中心论点。作者从大量的鉴赏实践和理论探寻中，对诗歌“感发作用”的重要性，感发的来源及表现方式，感发生命的质与量及感发的联想，诗歌的感发作用与诗歌伦理价值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使“感发”说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除了“感发”理论外，叶嘉莹的词作鉴赏和理论研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将 “知人论世”和“以志逆意”的中国传统研究方法和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西方文艺学观点结合起来，呈现一种中西合璧的倾向，例如她在《灵豀词说》中对南唐二主、晏殊、韦庄、欧阳修、柳永等词人作专论时，都体现出这种特色。叶嘉莹在二十世纪结束时出了一本新书，回顾自己五十多年古典诗词研究道路，其中特别强调传统和现代是密切关联的，反传统和反对“意象化”的现代诗，都有失于偏颇。她说她之所以要写意象分析色彩很浓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是要强调这种结合 。可见她的这种研究特色是建立在相当自觉的基础之上。例如她在《迦陵随笔》中的《从现象学到境界说》一文中，就将西方现象学派观点与王国维的境界说相对照；在《迦陵论诗丛稿》中又进一步指出：西方现象学派注重主体与现象客体之间的关系，与中国诗论注重心物交感作用之所以极其相似，是因为“就这种人类所共有的基本心性了；来说，则中西文学原有可以相通之处”。孙康宜的专著《自晚唐至北宋：词的发展》是欧美第一部词体发展史。作者从文学体裁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词作为具有独特形式与风格的文学体裁发展的历程。孙氏的基本观点是：一种文体的终极意义就建立在它的发展演进之上。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已显示出演进的模式，即对已经存在的文体背叛和继承的矛盾出现在同一过程中。作者在研究从温庭筠到柳永、苏轼的发展过程中，力图说明一个重要的论点：词在本质上区别于诗，二者不仅仅是形式上有差别。 美伽的词学论著还有施杰瑞的《吴文英与南唐词》，丹尼尔•布赖恩特的《南唐词人冯延巳和李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