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法家和道家是两大对立面，他们各自提出了治国理政的理论体系。法家以李斯为代表，以“利”为核心，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严格执行；而道家则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以“无为”、“顺其自然”为核心，主张放纵个人的本能，让事物自然发展。那么，在帝王术这门涉及统治技巧和政治智慧的学问中，它更倾向于哪一种哲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进行探讨。

首先，从治理国家的手段上看，法家的理论更加注重中央集权和严格的法律制度。在《汉书·律历志》中记载，当时有许多士人都推崇李斯之法，并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确保国家稳定的重要手段。而在《史记·李斯列传》中描述了秦始皇如何借助于法律将天下统一。这表明，无论是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上，帝王术更多地运用的是法家的方法。

其次，从君主的人格特质上看，道家的思想更偏好柔弱、谦逊的人格，而不是像儒家那样追求仁义礼智信等高尚品德。然而，在历史上却很少有真正按照道家的教义行事的君主，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国家动荡不宁。而那些真正掌握了“无为”的艺术，如汉武帝，他虽然也曾经尝试过这种方式，但最终仍然不得不走向亲政，这体现了尽管个人喜好倾向于道家，但实际执政过程中还是需要依靠一些强硬措施来维护国家。

再次，从对待民众的心态上分析，如果一个君主能够理解到人民生活状况，那么他就不会完全采取束缚人民自由的一套严苛法律，而是要尽量减轻人民负担，使他们感到宽裕，这种做派在一定程度上的符合道家的原则。但如果仅仅是一味放纵，不加管理，也许就会导致国家失去控制。这意味着虽然帝王术似乎应该接近于某种形式的“无为”，但实际操作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适时调整政策。

第四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名将们使用策略来观察。如果说战国末期至秦朝初年的诸侯争霸局面，是属于竞争激烈且残酷斗争，那么这些名将们所采用的策略往往包含了一定的阴谋诡计，如孙膑的大腿战役或吴起的小官、大夫之分，这些都是典型的法家的行为模式。而到了后来的楚汉相争或者三国鼎立阶段，由于战争频繁而资源匮乏，一些如刘邦这样的领袖开始采用更多的是依靠民心所归、温文尔雅以及利用敌我内部矛盾等手段来取得胜利，这些策略当然与儒医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其中也隐含着大量基于人性的思考，即使不能说完全是 道家，但至少带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

第五点，可以考虑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选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待帝国主义扩张问题，有时候必须采取坚决抵抗或积极进攻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并非所有情境下都适用。此时，要根据当下的形势进行灵活应变，就像是商鞅变革周边藩镇一样，或许有些地方需要稍微松绑让人们充分发挥潜力去创造价值；而有些地方则需施加一定压力以达到目标。这个过程里面的调整与变化，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精妙的情景把控技术——即使没有直接指出它来自何方，也能被视作一种超越单一哲学范畴内阁举措的一种综合处理能力。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整体社会结构设计角度出发考察。如果一个帝国想要长久存在并且保持稳定，它必然要建立起既可防御外患又能引导国内顺流的事业体系。这通常包括经济建设、军事力量，以及对臣民心理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在这里，“制约者”（政府）与“被制约者”（公民）的关系总是处于紧张平衡状态，而这一切构建起来的一个框架，不管怎么样，都离不开某种规则化系统——这正是一个基本意义上的司空见惯的事实。当你细究每一步棋，每一次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你会发现这些行动其实并不简单地只是纯粹遵循某一派系哲学，而是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寻找最佳方案，用得益於自己所处时代环境条件以及自身能力范围内最合适解答问题方法。

综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古代帝王很多时候可能会在自己的统治过程中融入一些 法家的元素，比如通过刑罚强化命令力的实施或者通过建立制度保障长远规划，但是同时他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各种情况下的需求。因此，要准确判断帝王术是否主要来源于 法家还是 道 家，并不是简单的问题，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还要不断更新换代才能满足新旧交替中的挑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