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研究中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1981年，我在《文史哲》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的文章，并于1984年将相关论文集结出版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尽管“秦汉新道家”这一提法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明确支持并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并不多。
此外，关于黄老之学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和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著作深入探讨了战国时期黄老之学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此外，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以及陈丽桂早年的工作，都对我提出的“秦汉新道家”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所说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而所谓的“黄老派”，实际上也是指那些以古代先贤如黃帝、 老子的思想为依据，创造出一系列以神仙长生、药物治疗等内容丰富而又混乱不定的书籍，如二十七种冠以黃帝君臣名书籍，这些都可以归类于杂而多端的情形，是基于戰國時期人根据 《論語》的基本思想而創作出來的一種學說。近些年的简帛材料发现，更是丰富了我们对于黄老之学内容了解。
综上所述，“秦漢新的道家與黃老之學”，這兩者關係緊密，它們都是對於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歷史上的爭鳴中，儒家的孔孟相繼提出尊崇尧舜，以此為基準評價其他朝代，這時候由於需要增強自己的聲勢，因此通過抬高黃帝並創作相關書籍，使得其成為了一種競爭資本。
西漢初年，由於當權者信奉黃老之言，實踐其術，這就使得黃洛學顯得尤為重要。到了漢武帝時代，就有著名著作如「淮南子」成書，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大大的集大成。我認為這種稱呼非常合適，因為它能夠反映出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也能夠體現出某種精神面貌，即：從傳統文化中吸取精華，並將其融匯至現有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去，以達到既保持傳統，又適應變化的心態調整。
總結來說，用「魏晋新的道家」、「唐宋新的道家」等名稱來描述中國古代哲學發展，不僅能夠清晰地反映各個時期內哲學思想演進過程，而且也能夠展示其對周邊文化或其他宗教（如佛教）的吸收與融合能力。而這些「新的」，既包括時間上的分割，也包含內容上的更新與革新，是中國古代哲學長久以来一直展開的一項卓越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