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研究中提出了“秦汉新道家”的概念。1981年，在《文史哲》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新道家”的文章，并于1984年出版了集结论文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虽然这一提法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有识之士鲜少明确采纳。
与此同时，黄老之学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胡家聪、白奚、陈丽桂等人的研究也深入探讨了战国时期黄老思想及其发展历程。
我所称的“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黄老之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智慧，其影响力远不止于战国时期，而是跨越时间空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从文献记载来看，《史记》中的多处记载都指出申不害、韩非等人皆归根于黄老，而慎到、田骈、接子等亦学习其道德术语。
随着时间推移，关于黄帝传说的丰富，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以黃帝為名的小说和學術著作，如二十七种冠以黃帝君臣名的小说，它們基本上可以歸入「雜而多端」的道家範疇，這些書籍主要是由道家的人物創作，以戰國時期的人類智慧為核心。在近些年的考古發現中，也揭示出更多關於黃老思想的地理位置，使我們對這個領域有更深刻理解。
此外，由於與儒家的爭鳴需求，道教將黃帝提升為神聖地位，並創造了大量以黃帝為主題的小說，以增強自己的競爭優勢。在西漢初年，由當權者信仰並行使，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即大力推崇黃老學說，從而達成了文化上的高度成就。
總結來看，“秦漢新道家”與“魏晋玄学”，以及唐宋後來發展出的不同階段，都體現了中國哲學發展的一部份歷史記錄，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