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的核心要素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出于宗教情感、利益纠纷，或多或少都会相互排斥。我个人认为，这种排斥现象并非不可避免。实际上，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
佛教初传中国时，其独特性质和与儒家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使得它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指责。但是我也相信，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往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最终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从而获得了合法地位。
总之，我认为信仰多神教国家倾向于一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不仅佛教、伊斯兰等三大世界性宗教先后传入，还有祆教、摩尼 教等中亚地区民族宗教学说，也曾经历过传入和礼遇。在西方学者看来，我作为一个中华子民，在宗族观念上的确表现出了“混血儿”的特点。
这一点也体现在民族观念上。中原统治者想把周边少数民族变为华夏，并通过礼乐文明进行影响，但这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一种自愿靠拢过程。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是促成了我国成为诸多民族自愿归属的地方，从而形成了文化“盆地”现象。这一点在长城这样一座代表着农耕与游牧交融的地标上尤其明显，它既分隔着两种生活方式，也连接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尽管如此，我认为历史上的冲突并不完全由信仰引起，而更多的是由于物质利益和资源争夺所导致。而且，无论是在哪一次重大的冲突之后，都会有一次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发生。这让我深刻理解到，即便面临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挑战，我们依然能够维护国家的一致性，因为我们各自都拥有共同的情感纽带——我们的中华文明。
综上所述，当我们思考如何处理今天的问题时，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到经验，比如通过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思想，同时保持自身身份的一致性。此外，我们还应意识到，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更加注重探讨共同利益，而不是固守差异，以此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构建更加谐和共赢的大局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