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尾声，回望我们所处的时代，宗教事务中的诸多争议，无不牵涉到宗教场所的修缮、拆建与扩建等问题。这些纷争，不仅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更成为影响社会大局的话题。而在这其中，一个共同点是无一例外地触及到了宗教场所法人地位的问题。大量的寺观教堂，以至于道教和佛教活动场所，其法人地位一直显得模糊不清。在国家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建立科学治理体系的大背景下，这种法治落后的现象愈发凸显。
如何提升宗教事务的法治化水平，在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下，宗教立法自然成为了绕不过去的一环。笔者坚信，我们应该尽快启动宗教立法议程。这一点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分析：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约10个拥有独立的宗教专门法律，这只是极少数。而绝大部分国家，将其视为社会事务的一部分，并依照法律进行管理，而非单独设立专门法律。
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情况来看，就需要有一部针对性的宗教法来协调宗教与社会关系，同时提高整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此举对于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至关重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宪法明确规定了这一权利，但实际执行时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人甚至将这一自由解释为信仰自由但排除其他形式，如没有具体活动空间或参与方式。
因此，对于那些概念模糊的情况下，一部专门制定的总体性质法律就变得必要起来。它能帮助保护那些信仰者的基本权益，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尽管没有单独设计出来针对性的“文化”或“传统”之类特殊类别，但是他们已经通过一般性法律保障了这些特定群体的情形。但是在我们的国度里，由于人口中占比较低，那些关于这些特别团体权益的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处理，因此设立这样的合规性界定有着深远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能够推动出一套全面的、明晰而透彻的人文精神指导政策，那么就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使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民主、平等以及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