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制度，不仅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的一部分，也是价值理性的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宗教功能的发挥，并塑造了社会结构。在中国，这两种宗教以不同的制度形态呈现，其功能和特点也因此而异。
佛教以丛林制度为基础，包括寺庙、法师和信众三位一体。尽管现代已有改革，但佛教依然注重个人精神修为和心性觉悟，而非世俗生活组织。这构成了天国净土与心灵净化的不二法门。
相比之下，教会强调生活的组织和团契形式，以教会、教团甚至教派为主体，关注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心灵互动。这表达了对于世俗社会生活的组织要求，以构建超越世界的特征，并表达出世俗世界与超越理念间的二元对立。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宗教体系中的社会理念应当建立在其制度之上。这种逻辑常被理解为三个层面：宗教学说与现实世俗世界关系（普遍伦理认同）、以信仰中心集群方式（社群建设）以及形式理性与价值伦理比较（生命模式）。
这里所谓“制度”，指的是一种深入时间空间中持续运行并且具有连续性的社会系统实践，是行为规范模式的一组普遍抽象规则系统，它体现在组织结构中包含意义、支配、合法化及促进社会结构转变等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就是控制个人行动规则及机构运作，对于集体行动起到“过滤器”的作用，使信仰者个体或信仰群体能将隶属于该体系的情感和精神权利建构成为博弈均衡状态或共同信念，从而形成共享价值体系。
围绕人神关系、无限有限、二岸界限及生命死亡之间的人类基本需求，每个宗教学说都能把个人的信仰建造成共享值得尊敬且可操作的人类道德规范。此过程展现了一种吸引力——我—你关系，将人类基本需求作为核心元素来解释神人关系及其由来。
由于这些不同处理方法，就自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地位。因此，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佛耶作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学说，其概念理论独立于任何具体国家或政治权威之外；它拥有独立的事业，如寺院僧侣，不受任何其他事业影响；它拥有自己的成员，他们在礼拜时并不代表任何特定团队，而是在超越一切世俗机构后进入公共领域。此时，这些成员更像是一个跨越所有东西脉络内的人民社区，在这个社区里，他们不再是任何单一团队的一分子，而是共同存在于一个广泛多样化人文环境中的参与者。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无论是否基于某种“中介逻辑”，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权力关系，即作为人们精神信仰层面的不确定性的管理工具。而杨庆堃提出的“制度宗学”概念中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对于人们精神层面的安排，因此，“中介逻辑”就成了这一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由于历史上的异质性使得这两个东方古老文化产生了一系列复杂但又富有哲学深度的问题，如何从一个既充满冲突又兼容并蓄的人文景观中找到平衡？如何让每个民族能够保持自己独有的身份，同时融入全球文明？
以上内容讨论了关于佛陀主义与基督徒们如何看待他们自身问题，以及他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这不是简单地描述一种意识形态差异，更是一场关于什么叫做"真相"、“正义”、“自由”的辩论战役，一场探索人类本质的大冒险，一场寻找宇宙秩序的小径探索。而我们必须记住，那些被称作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困惑，最终发现自己站在未知的大海前行，只能用智慧去探索那片迷雾笼罩下的未知区域，因为那里才可能隐藏着答案，那里才可能真正触摸到宇宙本身最深处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