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宗教制度时，我们常提及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其对价值理性的影响以及对宗教功能最大发挥的重要性。这些制度不仅塑造了社会结构，还决定了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差异。
佛教以丛林制度为基础，形成了寺庙、法师和信众三位一体的体系。虽然现代佛教学改革已经使得该体系呈现出更多像传统基督宗教那样的组织形式，但佛学家们仍然重视个人修行和精神觉悟，而不是世俗生活组织。这构建了一种超越世间苦难的心灵净化之道。
相较而言，基督宗教强调生活的组织，以教会、团体甚至派系为中心。它关注的是个人的关系与集体之间的心灵互动，以及如何通过这种互动来建立一个有序的人生。此外，它还表达了一种超越世界的目标，即实现与神的一致。
两者的制度差异反映了它们进入现实世界并影响日常生活方式的手段。在比较这两种系统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宗教体系中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人类理念，这种理念是基于其自身机构的存在，并且缺少这种机构，就无法完全理解或实施这一理念。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些系统包括三个主要层面：第一是宗族与世俗世界之间关系；第二是以团体为中心信仰方式；第三是形式上的生命模式及其与耶稣伦理学比较。这里所说的“制度”，实际上是一套关于行为和事件规范模式，是一组普遍而抽象规则系统，它定义了社会结构，并且通过控制个人行动来维持这些结构，同时也促进社会变革。
因此，无论是一个个信徒还是一个整体信仰群落，他们都需要这个“过滤器”将他们隶属于某个体系内的心灵活动转化成一种可持续、平衡且共同认同的事物，从而构建起一种共同信仰或价值预期。如果没有这样的共享机制，那么任何一个人或群落都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信仰或者参与到更大的社区中去进行交流分享。
综上所述，不同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传统，中国对于各种宗教学说特别是在人文情感方面展现出了独特性。在中国文化中，任何一种信仰都是从人们基本需求——即寻求意义、安慰以及指导——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活动。而我们必须承认，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每一次新的思想运动都会导致原有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从而引发新的冲突和协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如何在既定的权力框架内有效地进行沟通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信息能够被正确地解读并加以利用，以便最终达到彼此理解并找到解决方案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