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魏武帝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强迫汉献帝让位，随后改国号为魏（公元220——265年），建都洛阳，与南方的吴、蜀三分天下。但从整个文化发展来看，实应以魏为主。就书法艺术来说，也以魏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成就最高。
蜀僻处西川，汲汲于保国和恢复中原，没有来得及重视书法。而且在诸葛亮的领导下，实事求是，反对浮夸，所以用不着“树碑立传”，既没有的文章，也没有捏造祥瑞欺骗人民的活动，因此没留下什么石刻。
吴虽然出现比较有声望的书法家皇象，也有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但终属偏师孤军，还不能和中土抗衡。《吴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郎碑》。传说由皇象书写的《天发神谶碑》，成为吴国整个时代的瑰宝珍品。
魏武帝曹操的书法水平很高。梁代庾肩吾在《书品》中说：“魏主笔墨雄赡。”唐代张怀瑾的《书断》中也说：“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绝伦。”曹操对善于书法的人特别器重，在攻破荆州时，特别叫人查访汉灵帝时的书法家梁鹄的下落。正是由于曹操大力弘扬书法艺术，以及汉代书法的遗风余烈的影响，魏国出现了邯郸淳、卫觊、韦诞、钟繇等著名的书法家。从流传下来的石刻来看，如《十三字残碑》《黄初残碑》、《胶东令王君断碑》《王基断碑》、《庐江太守范式碑》等，都具有厚重朴素的风格，仍不失汉碑风骨，虽不知书者是谁，但也足以证明魏国书法的艺术成就。
在书体上，魏初的石刻仍采用汉隶，到《葛府君碑》开始用真书。《葛府君碑》是书法史上第一座用楷书书写的石碑，也是极有纪念意义的一座石碑。从此，真书、行书开始盛行，草书次之，隶书已不像两汉时那样为主，篆书则几乎无闻。正如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趋便适时，行书为安，题勒方幅，真乃居先，斯亦风会所驱，势有自然。”可以说，书法发展到魏，在书体上起了一个大变动，就是由汉的以隶书为主转变为真、行、隶并行了。
在魏时出现的另一个新事态，就是师承的风尚和书派的形成。魏时赫赫有名的大书家钟繇，其行书就是师承刘德升，与另一位书法家胡昭“同出刘德升之门”，只是“昭用笔肥重，不若繇的瘦劲，故昭卒于无闻，而繇独得以行书显"。其他如邯郸淳师曹喜，韦诞师邯郸淳。总之，魏时已不像汉代那样，书法家还不习惯在自己的墨迹上留下姓名，后人临摹前人只能构成崇尚的关系，而不知道老师是谁；在魏时，师承关系则比较显著，并形成了一种风尚。
当时能与钟繇分庭抗礼的是卫觊。魏开国之初的两座名碑一《上尊号碑》和《受禅碑》，就是他们两人分别书写的（对此两碑的作者也有其他说法）。此后，一些书法爱好者各以钟、卫为宗，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师承，而两家各有千秋。五胡之乱，一些名门贵族南北窜徙，有的避处北方，有的江南。曾受业于卫觊的江琼、江统属于前者。以后：又有崔悦、崔潜父子相继师承，卫凯的笔法就此流传于北方。王导最初既学钟也学卫，江南时，他在衣带中藏着钟繇的《宣示帖》，于是钟的墨迹乃流传到江南。后来东晋的诸王虽各自成为名家，但总体上受钟法的定影响。钟、卫两派对后世的影响虽不相同，但书派之兴，却是滥觞于魏，从魏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