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帝王术——一种掌握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高超技艺，经常被认为是法家与道家的智慧融合之产。然而，这一问题引发了学者们长期的争论：帝王术更倾向于法家还是道家的哲学？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几个典型案例出发，探讨这一议题。
首先，我们来看李斯。作为秦朝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制改革者，他深受法家的影响尤其是韩非子的思想。在《内外则》、《孤寡居》等作品中，韩非子提出了“以德服人”、“以强制服人”的理论，这些都体现了他对于使用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统治稳定性的重视。这一点在李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推行严格的法律制度时得到了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李斯在实施帝王术时，更接近于法家的理念。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汉武帝，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待天文历算、文学艺术等事务极为关心，他推崇的是一种兼顾道德与效率的手段，即所谓的“道德至上而功利次之”的策略。这符合儒家主张的人伦关系和修身养性，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实际操作中的适应性，如对外扩张开疆拓土、整顿吏治等措施，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权谋手段，而这些正是道家哲学中的精髓所在。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唐太宗。他采取了一种既有儒商道三教并存，又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灵活运用的政策。在他的时代，有着大量关于如何平衡不同文化观念之间冲突的问题出现，比如佛教与儒教之间，以及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他通过建立科举考试制度，并且鼓励各路文化交流，最终实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同样显示出一种综合利用多方面智慧去处理国家大事的手段，也就是后来的“君子之交”。
综上所述，从李斯到汉武帝，再到唐太宗，每个人物都有其独特的情况，他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试图找到既能保持自身权威又能满足人民需求的一条道路。而这种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结合了法家严密制度安排及管理原则，以及道家的宽容态度及自然循环观念，以达到最优解的一个过程。因此，说到底，“帝王术是法家还是道家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开放的问题，它可能没有固定的答案，只是在不断地尝试各种手段去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