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教史研究的开端，入手点的选择实为关键。汤用彤先生通过对浩如烟海的道教经史的广搜精求，首先确定了《太平经》在道教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太平经》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教。①为了辨清黄老道术与《太平经》、汉代佛教的源流关系，他探本求源，考察了黄老之学到黄老道术的演变过程。他认为，《庄子middot;天下篇》举儒墨阴阳名法诸学，总名之为道术；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黄老之清净无为曰道家；《汉书middot;艺文志》从之；《史记middot;封禅书》已称方士为方仙道；汉末乃有太平道；而王充《论衡middot;道虚篇》以辟谷养气神仙不死之术为道家mdash;mdash;此皆后世 》及范晔《后汉书》所记相符合；最后证实《太平经》所载之事实与理论，皆汉代所已有，且关于五兵、刑德之说，若非汉人，则不能陈述若是之委悉。⑧这是《太平经》为汉代之书最关键的证明。
二、从《太平经》反映出的道佛关系来断定其年代
上面所说，主要在于证其内容为汉代已有，然而最确切的证明，则是其中所说非汉时不能有。后项证明，虽似极难，但他通过研究《太平经》反映出的道、佛两教关系，进一步断定其年代在汉末之前出世。这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发现。且《太平经》在与二教的关系上，实甚重要，故颇有研读价值。于此他分三事论之：
（一）《太平经》是否反佛。东汉佛教流行于东海，而《太平经》出于琅琊，壤地相接，平原襄楷因之得读浮屠典籍并于吉神书。由此汤用彤先生认为，造此经者如知桑门（后称沙门）之道术，亦不足异。《太平经》对不孝、不好生等四种行事斥驳极详（见卷百十七），就此汤用彤先生认为是指浮屠之教⑨。范文澜名著《中国通史简编》对于《太平经》所言四事亦持类似看法⑩。巨赞法师认为，范先生可能是受了汤先生著作的影响。他否认《太平经》是对佛教而发（11），但未能找出充分有力的文献证据。汤先生在与其反复的讨论中又继续补充了一些论证的材料（12）。他们的有关探讨，有助于后人深化认识《太平经》与佛教的关系。
（二）《太平经》是否汲取佛说。《太平经》卷九十一曰：天师之书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前后圣贤之文，河洛图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据此汤先生指出，《太平经》摭采极杂，故其中亦间采佛言。如本起、三界，疑是采自佛经名辞。《太平经》与佛教的不同，以鬼魂之说为最可注意。《太平经》中信人死为鬼，其说与《论衡》诸篇所记汉代之信鬼相同（13）。这种思想与印度的轮回观念相差甚远，所以他认为：《太平经》绝对无轮回之说，自无佛家之所谓因果。但《经》中盛倡承负之说，为其根本义理之一。盖谓祖宗所作之善恶，皆影响于其子孙。先人流恶，子孙受承负之灾。承负之最大，则至绝嗣。《经》中援用此义，以解释颜夭跖寿等项不平等之事。《周易middot;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汤先生指出：
道教承负之说，自本乎此。hellip;hellip;但佛家之因果，流及后身，《太平经》之报应，流及后世。说虽不同，而其义一也。故道教对承负之说，视之甚重，而言之详且尽。（14）
他首次揭示了《太平经》的承负报应说不同于佛教因报轮回论，认为承负说是在《易middot;坤middot;文言》中善恶报应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蒙文通亦赞同此说，称引道：汤锡予先生谓：佛教说lsquo;自身作业，来生受报（轮回），《太平经》则说lsquo;子孙受报，与《周易》同说。蒙先生认为此义最精，亦最显然者（15）。新的出土文献材料及研究进展也证明，承负说在中土有其直接的思想来源，它以天道循环为理论基础，与印度佛教六道轮回为依据的果报观异趣，从而证实了汤用彤先生关于承负与佛教轮回不同的判断是合乎史实的。
另外，《太平经》的守一、鬼神报应、尸解及种民等学说，均于后世道教极有影响。汤用彤先生重点论述了守一之法在佛、道中的来源。他指出：守一一语，亦出于《老子》之抱一。但《太平经》中守一之法，疑取自佛家禅法。其根据是守一一语，屡见于汉魏所译之佛经中。通过比较，他发现了《太平经》的守一与当时佛经中的禅观在用语和内容上的一致性。但是这尚不能断定守一之法即是来自印度，因为守一之法在本土源远流长。饶宗颐、李养正先生在汤用彤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守一的渊源又作了新的补正。饶宗颐先生认为守一一词见于《庄子middot;在宥》之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汉代佛经中的守一以格义释之较妥（16）。关于守一的来源虽有不同观点，但汤用彤先生对此问题的提出及尝试解答，却有开创之功，不断启发后学。汤一介先生对守一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守一或守真一在道教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它正是把个体的人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联系起来的桥梁，是人成仙的关键（17）。《太平经》、《老子河上公注》等早期道经反复强调的守一存真之法对后来内丹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太平经》特别重视守一与当时流行中国的安般守意有关，并相互影响。汤用彤先生指出：守意之说，中国道家养生之常谈。道家养气之方曰吐纳。吐纳者亦犹佛教之安般。现存《安般守意经》，亦多杂入道家言，如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由此，他得出一重要结论：
汉末以来，安般禅法，疑与道家学说相得益彰，而盛行于世也。（18）
由此可见佛教初来，一方面为求生存流布而附会道教，另一方面道教亦取资于佛教，增益其所不能。他对当时佛、道二教互惠关系的揭示，实发前入所未发。在其启示下，李养正先生对道家气法和安般禅法两者如何相得，如何能相得；如何能益彰，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剖析和探讨（19）。
（三）《太平经》与佛道现象。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重视甄别史料，但不限于繁琐考订，而是站在文化移植三阶段理论的高度来纵览考察。佛道现象正是佛教和道教两种不同文化在相遇初期因见表面相合而调和的产物。他首次提出，佛教在汉代为道术之一种，故称佛道（20）。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他专开佛道一章，从教理、修道行为等方面论述佛教初来与道术的调和。佛道说自汤用彤先生提出后，已成为学者们普遍奉持的观点。为了更详尽的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佛、道相合与地理分布的关系。《太平经》流行于山东沿海诸地，与汉代佛教流行之地域相同。而佛教亦与其并行，或且藉其势力以张其军，二者之关系实极密切。（21）佛道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这种地理分布由历史文化背景决定。黄老道术源出燕齐，渐及江淮。琅琊（治今山东临沂）滨海地域成为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他说：
《江表传》，称于吉琅琊人。襄楷亦称宫崇为琅琊人。东汉琅琊国，当今胶东沿海地。而琅琊县近海上之劳山。太平道发源于此。琅琊与楚国，东汉俱属徐州。而琅琊平原（襄楷此地人）则现均属山东。楚王英笮融襄楷所在地域，与道教发源地不远也。（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