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常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由于出家僧人和士大夫反复解释，最终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
总之，我国历史上，以成语“无欲则刚”为指导，大致倾向于一种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不仅佛教、伊斯兰等世界性宗教先后传入，而且如祆教、摩尼教、犹太等中亚地区民族宗教也曾流传，这些都受到了礼遇。在西方学者看来，我国人民在宗教学说上是一种“混血儿”。这种影响下的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也体现在民族观念上。我国古代统治者试图把周边少数民族转变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即通过礼乐文明向落后的少数族群进行传播，这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依靠边疆四夷自愿接受中央文化。
儒家的主张，如孔子所言，“修文德以来之”，即以修身养德为基础，以远亲近邻乃至遥远的人民。这一思想深刻体现了我国古代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使得中华成为一个诸多民族自愿归属的地方，从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人类文化交融现象。我国古代长城，是农耕与游牧两大生产方式交汇处，与西方历史相比，我国内部生产方式冲突并不罕见，但这些冲突不是由宗教学说引起，而更多的是物质利益争夺所致。而且每次重大冲突之后，都会有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发生。
这种特有的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使得北方游牧部族经常侵入中原，并有时建立自己的地方王朝或中央政权。因此，可以推断，我国内陆范围扩大和人口数量增加，并非军事征服所致，而是在这一过程中的互动与融合。毋庸置疑，在我国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当矛盾尖锐时也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但从整个历史角度看，这些冲突短暂而有限，而和平与融合才是长久共存的事实，因为各种共同点（如信仰）超过分歧（如不同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华各个国家能够维持其凝聚力，即使面对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也不至于分裂瓦解。此外，没有因信仰差异造成离心力的重要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