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的核心在于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而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往往因宗教情感、利益纠纷而产生排斥。我国古代宗教中拥有众多神灵，统治者虽对外来宗教宽容，但这种宽容须不触犯传统“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佛教初传时遭受“不忠”、“不孝”指责，因禁止祭祀祖先和孔子而被清朝政府禁止。然而与一神教相比，多神教的排他性较小，只要在基本信仰上无冲突，便可并行，不直接冲突则可寻求殊途同归。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僧人和士大夫反复解释，使统治者相信佛为“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特殊作用，因此获得合法地位。信奉多神的国家倾向于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历史上，我国接受了佛、伊斯兰等三大世界性宗教，并且接纳了如祆、摩尼犹太等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这些都得到了礼遇。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在宗教上是“混血儿”。这种影响下的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也体现在民族观念上。我国统治者希望将周边少数民族化华夏，将先进礼乐文明传播给落后民族——即“用夏变夷”，但这不是强制输出，而是依靠边疆四夷自愿靠拢。这一政策体现为儒家以修文德引远人的和平同化策略，使中国成为诸族自愿归属的文化中心，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盆地现象。
我国古代长城，是农耕与游牧交界线，与西方历史相比，其两种生产方式冲突也不少。但是，物质利益争夺才是根本原因。而每轮重大的民族冲突之后，都有一轮更高层次融合。这种吸附型交流使北方游牧部落经常侵入中原，有时候建立地方王朝或中央王朝，可以说是我国扩张范围及人口增加非征服结果，而是通过这一过程实现了扩张。
不可否认，我国内各族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当矛盾尖锐发生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看，战争短暂，和平融合常态。我各族之所以能抵御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残酷侵略，没有因为信仰因素造成离心力，也是个重要原因。此外，即使面对内忧外患，我们中华仍未分裂瓦解，这除了凝聚力的巨大加持之外，还由此类似因素所致，无疑也是重要推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