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常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对于佛教进行了反复解释，最终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总之，我国历史上各个民族都倾向于一种吸附型的人类文化交流模式，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有佛、伊斯兰等世界性宗教，也有如祆、摩尼等中亚地区民族宗教传入，都受到了礼遇。在西方学者的眼里，我中华民族在宗教学说上的确是一种“混血儿”。这种吸附型的人类文化交流模式也反映在民族观念上。我国古代统治者希望将周边少数民族融入华夏文明，即通过礼乐文明让落后少数民族逐渐接近中央文明，这不是强制输出，而是在边疆地区自愿接受主流文化的一种过程。
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和平同化政策，即修身养德，以此作为纲领引导远方人归顺。这一策略使得我国成为一个诸多民族自愿归属的地方，从而形成了一个广阔而深厚的人类文化盆地。我国古代长城，就是农耕与游牧两大生产方式交汇处，与西方历史相比，我们国家曾经面临过两大生产方式之间冲突，但这些冲突并不一定导致最终分裂，而往往会促成更高层次的人民融合。
因此，可以说，我国历史上的扩张和人口增长，并非单纯依赖军事征服，而更多体现在这一吸附型人类文化交流模式下所展现出的广阔视野和开放心态。此外，无疑，每个时代都会存在利益矛盾，当矛盾变得尖锐时，也可能爆发出严重的问题。但从整体来看，这些问题只是短暂出现，一旦解决就恢复正常状态。而且，在整个漫长历史进程中，我们每个人共同拥有的是一种超越各种差异的大团结，这也是我们能够抵御侵略、维护国家完整性的关键力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