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的核心在于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而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往往因宗教情感、利益纠纷而产生排斥。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其被指责为“不忠”、“不孝”，因此遭到了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多神教相较于一神教，具有更小的排他性，只要基本信仰不冲突，便可以采取并行不悖的手段，以寻求殊途同归。历史上，在儒释道之间激烈争论中，通过僧人的解释，最终使统治者理解佛教是一种特殊存在，即“弃小孝而行大孝”，从而获得合法地位。
在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下，我国接纳了世界各大宗教，如佛、基督和伊斯兰等，并且这些宗教通常不会直接冲突。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混血儿”的特质。在这种模式下，不仅是文化，也影响到民族观念。中原统治者希望将周边少数民族融入华夏文明，但这不是强制性的输出，而是一种自愿靠拢过程。孔子提出的修德以远人，这样的和平同化政策，使得古代中国成为一个诸多民族自愿归属的地方，从而形成了文化“盆地”。
长城则是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交汇处，与西方历史相比，我们国家两大生产方式冲突频繁。但是，物质利益争夺才是根本原因，而非宗教。而每次重大冲突之后，都会有一轮更高层次的融合发生。这类似于我国古代疆域扩张和人口增加，并非军事征服结果，而是在文化吸引力的推动下实现的。
尽管各个民族间存在利益矛盾，有时也会导致冲突，但整个历史看来，战争只是短暂阶段，而和平与融合才是常态。我国各民族之间共同点远超过差异，因此即便面对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也未出现分化瓦解的情况，这与中华民族自身凝聚力有关，同时也没有因信仰因素造成离心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