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宗教具有众多的神灵，统治者虽然对外来宗教的神灵多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是这种宽容是以不伤害传统的“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为前提的。佛教初传中国，往往遭到“不忠”、“不孝”的指责，教不允许信徒在家中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故受到清朝政府的禁止。但是与一神教信仰相比，多神教信仰的排他性要小得多，只要在基本信仰方面不直接冲突，往常可以采用并行不悖的政策，寻求殊途同归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激烈争论中，由于出家僧人和士大夫反复解释，最终使统治者相信：佛教是“弃小孝而行大孝”，具有“阴翊王化”的特殊作用，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
总之，我国历史上，以宗教为纽带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模式，是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不仅融入了自己的传统，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我国曾经接纳过包括佛、基督、伊斯兰等世界性的宗教，以及其他如祆、摩尼等中亚地区民族宗教，它们都受到了礼遇。在西方学者的眼里，我国民众在宗教学说上是一种“混血儿”。
此类吸附型民族文化交流也反映在观念上，即通过修身齐家以远人的方式来实现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孔子的思想即提出以修文德以来之作为主导原则，这正体现出了儒家的吸附型民族融合策略，使得我国成为诸多少数民族自愿归属的地方，从而展现出一种文化中心地位。
然而，在历史长河中，也存在着物质利益争夺所引发的问题，如长城那样的分界线，是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交汇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代表了所有问题。尽管如此，这些冲突最终未能造成严重分裂，而是在冲突之后，有更多次更高层级的大规模融合发生。这说明，当一个国家或社会面临挑战时，如果能够将不同背景的人群聚集起来共同应对，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发现共同点，并且建立起新的联系。
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扩张范围和人口增加，并非完全由军事征服导致，而主要由于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让不同的族群能够逐渐相互理解和接受，从而达成共识。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些利益矛盾，但从整体看，大凡有冲突的时候也是短暂的事宜，而长久的是人们之间彼此尊重与理解。
这一切都表明，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凝聚力，并且抵御住外部压力的考验之一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拥有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以及一种广泛认同的人文价值观。这一切都是基于我们共同享有的丰富资源——我们的语言、习俗、艺术以及我们的历史故事。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之间的情感联系，使得任何形式的小团体主义意识都不足以破坏这个宏伟建筑。此外，它们还赋予每个人个人的身份认同，同时促进个体间合作，为社会提供稳定性和繁荣，为全球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地球社区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