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教会：制度对比之美，探索无为方能无不为的哲学
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织中，宗教制度成为了社会功能最大发挥的关键。中国的佛教与教会，它们在制度形态上展现了不同的特点，这些差异影响着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
佛教以丛林制度为基础，其体系由寺庙、法师和信众三者构成。尽管现代已有改革，但个体精神修养仍是其核心，而非世俗生活组织。这构成了天国净土与心灵净化的不二法门。
相比之下，教会强调生活组织、团契形式，以教会、教团甚至分裂为主体。它关注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并通过这类互动来表达对于世俗世界的控制欲望，形成超越世界的机构特征。
两者的制度差异反映了他们进入世俗社会并影响现实生活方式的手段，以及它们所产生不同价值关怀和社会结构。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宗教系统内置于其自身之中的一套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即使缺一不可。
这些逻辑常被理解为三层面：宗教学派及其关系（普遍伦理认同）；以团体信仰方式建立起来的宗教学派（社群建构）；以及形式理性与耶佛伦理比较（合规生活模式）。
这里提到的“制度”指的是时间和空间持续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人口系统实践，是行为规范模式的一组普遍而抽象规则，是意义、支配、合法化及促进结构转变功能的一个集合体。这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业务规则及运行机构，从而塑造基本框架以及个人与群体行动之间、“过滤器”的联系。
因此，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宗教学派，它们都需要这个“过滤器”，将隶属于该体系的心灵权利建造成一种博弈均衡概要表征或共同信念，以此建构出一种共享且可管理值得尊敬的地位预期结果。
围绕人神关系及生命死亡间谜题，每个宗教学派都能把个人的信仰构造成共享值得尊敬的地位体系，用来表达其信仰观念及规范信徒行为逻辑。此外，在人神关系中，“……对关系需求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
基于各自处理这种关系方法不同，就自然形成了各自之间制度差异。因此，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尽管时代迥异，但佛陀主义及其后来的基督宗敎都是从外国带入的事物。在这过程中，他们依赖于这样一种“道德自由意志”的概念——除了自己，没有其他权威，只是一种独立自我约束，不依赖任何特定组织即可实现道德目标，因此除本身之外没有权威。
正如《经典》所述：“当你自己炽然守护法律时，不必依靠他人；当你自己归依法律时，不必寻求他人的归依。”强调自我关照并不需要外界支持。一切善恶皆源于心生想，因此新加入僧侣应以心作为根本。我心即是我佛。而戒律作为布施给世间，如若遵用足以为纲维系，那么戒律就成为维系僧团凝聚力的源泉必须每位僧侣遵守。这便是寺庙、戒律、三者共同构成了佛学中的基本内涵，其中僧侣中心，为信仰活动提供必要条件，而寺庙则起到实际操作平台作用。
这一系列设定，便是在古老文化背景下的试图去解释如何让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救赎，而不是仅仅因为某种身份或者地位。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关于如何让人们找到内在平静深刻意义的话，那么这样的讨论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深远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