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书法 洛下新风魏国书法有其“两面性”。一面是承袭东汉流风。魏国初建时刻立的《_上尊号奏》《受禅表》及正始年间书刻的《三字石经》所见隶书，取势方正，波碟方棱，字形引长，仍是东汉《熹平石经》的隶法，可谓“鸿都流风，去之未远”。魏国的著名书家，如邯郸淳、梁鸽、锤繇、胡昭、卫凯、韦诞，都是由汉人魏的士人，锤‘胡师法刘德异，卫、韦出于邯郸淳，而邯郸淳的师承渊源于汉朝名家，他们的书法风格，奠定于东汉，笔下岂能无汉法。而且曹魏时期盛行的各种书体，无论是古体的篆书，正体的隶书，还是今体的草书、行书、正书，东汉时业已流行或者产生。由书体而言，汉、魏书风是一脉相承。魏国书法的另一面是变异和发展。先看古文，卫恒《四体书势》说:“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邯郸)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卫恒站在东汉旧法的一面指出魏国书家写的古文已非东汉古文，说明继承中已有变数。其次隶书，也出现了与东汉隶式不一样的作品，最显著的书迹，是风格端庄流丽的《曹真残碑》，它那出锋尖锐的挑笔撇画、圆厚的捺笔、有些斜度的横画，都很生动，但也可以察觉作者书写隶书的笔法已经异于汉法的常规了。碑中的一些点画形态和偏旁部件的书写，还掺人了正书的写法。这不会是有意为之，就像当时的正书中还有隶笔一样，仿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自然，很正常。大概有些点画，在曹魏时期的隶书和正书中可以“通用”，有些写法可以“借用”，魏国的书法家并不计较，更不会因为某些笔画的“通用”及一些写法的“借用”而混淆隶书和正书的区别，是“当局者不迷”。年代久远之后，局外的书法家执著于隶书和正书“完形”的标准式特征来衡量分辨那时书迹的体势，反面麻烦了，对一些隶楷兼有的笔体无从判别其书体的归属了。正书，这种书写体势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东汉。它的来源，有的说是隶书，有的说是行书。总之，它是在隶书俗写体的基础上演变面成的。现在所见篇幅完整的正书作品，年代最早者，是锤爵写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的《贺捷表》，是向朝廷上的奏表。当时曹操当国，虽然刘协仍是皇帝，却只有空头名义，如同曹操手中的玩偶。次年正月，曹操病死，十月，曹巫就代汉称帝。因此，正书确立的时间，通常定在曹魏时代，或者说汉魏之间。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传世的锺繇正书。都是给朝廷的上表，这表示曹魏时期的一些比较郑重的文件，也可以来用正书这种新书体了。这是一种新的风气，并且扩散开来，不但士大夫写正书，宫廷的书更也研习这种书体，用以抄录文件，说明正书地位提高了。锺繇写的正书，就是最初的楷书。锤繇的正书，横画的收笔采用了“顿势的笔法”，使用了“硬钩”，捺笔写得直利，点画已是敛笔顿按，这些，有的是吸收了隶书俗体的写法，有的是加工改造，把正书笔画规则化、条理化了，而且在结字上呈现出敬侧之势，又写得端正匀称。近些年，吴国的简犊文书出土了很多，其中也有正书，但是，吴简书写年代都晚于锺繇的正书，笔画是纵粗横细，不及锺书瘦硬，尚未采用硬钩的写法，结字也不如锤书敬侧多姿，显得古朴保守一些。在曹魏时期，行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行书形成于东汉，成熟于曹魏时期。最著名的行书书法家锺锤繇和胡昭，卫恒《四体书势》称: 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异，而撞氏小异。 锺、胡二人的行书，也是有差别的，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 二子俱学于德异.而胡书肥，锺书搜。 由此看来，卫恒所说的锺繇行书“小异”其师刘德异，大概在于“瘦”;胡昭的“肥”则表明他俗守师法，所以不存在与刘德异相“异”的问题。“瘦”与“肥”，是锺、胡两家行书的明显特点，估计也是两家书法趋新和保守的分野所在，所谓“古肥今瘦”。如果以这个标准来推测，锺繇行书的“瘦”，大概正是他对东汉行书加以“改造”才产生的特点，是他对东汉行书的发展。那么，曹魏时代行书书法的“新”，也可以由此探得消息。正书是在曹魏时代得到确立，这时的行书也比东汉行书大大地“新”了一步，成熟了。不仅如此，正书、行书经过锺繇等书法家的整理、加工和提倡，开始在上层的士大夫间流行起来，提高了地位，成为当时既合用又时髦的书写体势。因为上层社会的书法家有着学习环境上的优越和方便，流传起来很快，他们的资望高，能对社会风气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写正书和行书的时髦风气又自上而下地普及开来。此后，一直是上层社会的书法家领导着正书、行书和草书的新潮流。洛阳的书法新风，可以用书法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解释，但是，这还不足以全面说明为什么当时的书法新风发生在魏都洛阳，而不是吴都建业或蜀都成都。我想，这与洛阳长期处于文化中心和曹魏广泛网罗人才的政策相关，而曹魏时代的人文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应当注意的，则是洛下出现的新文风。东汉时期的文学，庙堂丽制，是皇帝身边的侍臣所弄，民歌乐府则出自民间作手，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高。曹魏时期，文学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曹氏父子都热衷于文学创作，他们地位高，用不着像文学侍臣那样看皇帝的脸色作诗赋，用不着装扮成滑稽相写幽曲的讽喻文章，用不着以自己的文才粉饰他人的浮华生活。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曹氏父子还一反传统，摒除了汉代文士惯用的浮辞丽藻的夸饰，利用明白晓畅的民间乐府形式，通脱地唱出了慷慨苍凉的人生调子，叹咏令人哀伤的离乱生活，不再用文学去说那些“助人伦，成教化”的大道理。于是，文学贴近了生活，人成’犷文学的主题。曹氏父于凭借着上的领导地位和文学上的卓越才能，成为那时文坛上开一代新风气的领袖。文学的地位也由儒家政教礼制的工具，转变为士人抒情咏怀和表现人的精神风范的艺术手段。文学里有了人的觉醒，有了人的“风骨”，也有了独立于经术的自在价值。文学是社会生活最敏感的神经，曹魏新文风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动，观念的变化，也指示了人文风气变迁的路向。书法家陶染时风，际会文运，也造就了大写新体的风气。书法家采用东汉业已在下层社会流行的种种俗写体势作书，正可与文士们取资民间乐府形式作诗相比拟;书法家凭藉一笔漂亮的书法展现个人风韵，可以比之于文士们借助文学表现自己的文才。书法里也有了一种人的“自觉”，然而，书法毕竟是以“形体”来作表达的媒介，不如文学以“文义”吐露胸襟来得显彰，而且书法不能像文学那样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如文学传播的速度快、影响大、直接作用于社会和人心。但是，曹魏书法随着时代的变化确实大大演进了一步，即使书法是趋应新文风之后而形成新风气，它也称得上是“洛下新风”的重要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