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学氛围下明代书法思想的主要流派 自朱元璋建国至祟祯，明凡历二百七十六年。 明代帝王，多好文艺，但才华既不足，提倡也不力，未能与李煌、赵估同日而语。所不同的是，李、赵为之君，身处危难，虽然全身心地喜文好艺，终因时世，未能有大影响于同时代。明代最初的几个帝王，奖励文艺，因社会安定，帝权稳固，其影响于当时的文艺便不小。 黄佐《翰林纪》:“国初令能书之士，专隶中书科，授中书舍人。永乐二年，始诏吏部简士能书者，储翰林，给禀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辨文书。”画院也在开国初复设。 就文学方面说，诗、词已呈衰势，代之而盛的是属于市民文艺的戏曲、小说。近世风气已经明显。 书法在明代，“篆籀八分，几于绝迹”。而行书流行，小楷亦精，古典风气，也已薄弱。这种变化，与文坛上“软文学”的兴起，十分相似。 明诸帝都好帖学。成祖时，选舍人二十八人攻习二王书，仁宗则喜摹《兰亭》，神宗则常随身携带大令《鸭头丸帖》。而刻制法帖的风气，也不减于宋人。常性翻刻《淳化阁帖》于泉州，故称《泉州帖》;周宪王刻有《东书堂帖》，文征明刻有《停云馆帖》，董其昌则刻《戏鸿堂帖》。此外，尚有《真赏斋帖》《崇兰馆帖》《郁冈斋帖》《晚香堂帖》《亦堂帖》等。帝王恭好于上，士大夫响应于下，一时帖学笼罩天下，其风气，远甚于宋季。这便进一步推动了行书的发展。明代书法，干禄气习、科场气习颇浓，其中尤以小楷为甚。以至在永乐年间，“朝士益不复以古为法”。 唐前书法，书家多以超然态度为艺，其思想，或受本土玄辩、伦理学说的影响，或从佛教理论中汲取养料，故他们的书法观是以干禄、问利为忌的。宋代书家，潇洒风流，虽求变，而未坠人俗障。明人则“江河日下”。 由此看来，艺术思想对于艺术品格的影响是何其大了。一般而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则一味以千禄为尚。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明人无崛起于颓势的书家，或者竟可以说，颓势愈强，则反潮流者的抗争力愈大。用今人的观念来看，像徐渭那样的书家，正是这种崛起于末流中的巨人。 徐渭虽自许“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论者几乎颠倒去评，以画为第一，书史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介绍一下徐渭书法便了事。如间元藻《越画见闻》云，“文长笔墨，当以画为第一，书次之、文居下。其书有纵笔太长处，未免野孤禅”，颇多讥贬。对徐渭书评价最高的，首先是袁宏道。袁在所撰《徐文长传》中，极为推崇:“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书林之侠客也。” 帖学氛围下明代书法思想的主要流派 关连： 书法 帖学氛围下明代书法思想的主要流派(2) 徐渭字文长，又字天池，自号青藤山人，生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十岁左右，在兵部右侍郎兼金都御史胡宗宪幕中任事，后因胡宗宪狱发生，徐渭俱祸发狂。他一生八次乡试未中，一度精神失常，屡自栽不死，致误杀其妻，论死系狱，幸项元卞力救得免，在狱七年，出狱时年已五十三岁。 徐渭一生，狂放不羁，以白眼视权贵，当道官虽求一字亦不可得，终于由生活的坎坷而导致精神失常。徐渭的经历及个性是造成他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他的艺术创作，不溺于前代大师，极富于独创性，尤为难得的是，将一己的悲愤尽行倾泻于作品中。他才华超群出众，诗文、绘画、书法无不精妙造极，其水墨大写意，奔放淋漓。他追求个性解放，强调主观内在精神大刀阔斧的发挥，以宣泄性的呼啸为艺。他的墨荷、墨葡萄犹如狂草。若没有极高的书法造诣，则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境界。青藤的画，对清代、对近现代，影响很大。郑板桥“曾以五十金易天池石榴一枝”，且刻有一方“青藤门下走狗”的印。近人齐白石竟叹啃“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自己最以为得意的是书法，可是，恰恰是书法传世较少，幸赖绘画题款留下了可以资后人一睹的真迹。1966年在江苏角直曹澄墓中，出土署为徐渭的情天w，但是否即出自徐手，尚有争论。如熊秉明先生所云，徐渭书“字忽大忽小，忽草忽楷，笔触忽轻忽重，忽干忽湿，时时使人出乎意外，故意地反秩序、反统一、反谐和，在项穆所谓‘醉酒巫风’的笔致中显出愤世嫉俗的情绪来”叱在赵松雪肘下的明人中，徐渭可谓异军突起。唯因徐书主要不受益于“功力”，而是得助于天资才华，故后人难以学其技。 从艺术思想上看，徐渭的书画同出一源，即对于个性的表现。他将一己的悲愤尽情地倾泻，人生感慨无不流于笔端。其作品所呈现的风貌，无疑是对上层士大夫所追慕的雍容典雅的风格的叛离。如熊秉明先生所说，“中国书法能发出如此大苦楚的呼号实在不多”。徐渭水墨大写意代表作之一的《墨葡萄》仍存，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幅作品，题款是一首七言绝句，即“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个题款，字行倾斜，字的大小、字距的宽密、墨色的浓淡完全服从于写意的需要。“半生落魄”的痛苦，由此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 不从新的角度审视、评价徐渭书法，总以晋、唐的价值尺度来评量，则因风格、流派之不同而难免方柏圆凿、格格不人。自清代以来，论者总以画第一、书其次评徐渭的艺术。姑不论以“第一”、“第二”论艺这种积习是否科学(前人多好此法，如谓《兰亭》为第一行书，鲁公《祭侄文稿》为第二行书，东坡《寒食帖》为第三行书等等)，即徐渭自己，却尤自诩于书法，自谓“吾书第一”。 前人论书，将右军奉为不可逾越的顶峰，更进而以右军的艺术为绝对标准去评价所有书家，这不仅掩盖了右军书法所不能范围的流派，也窒息了书法批评、书法美学思想的活跃。